1940年11月，《今日中国》推出了抗战美术特辑。与《日本》画报的排版风格极为相似，该特辑在壁画专栏中使用了跨页版式刊载了黄鹤楼壁画的现场图片。这幅很可能由政治部三厅提供的照片，反映了中国军人及市民在壁画前驻足观看的场面，并在说明文字中提供了壁画的详细尺寸和参与制作的画家人数：“军委会政治部于1938年在武昌黄鹤楼所制之大壁画，长150尺，高40尺，参加工作之画家达二十余人。”
与日方对大壁画的报道重在宣扬“占领”和“胜利”的意旨有所不同，该特辑主要报道了抗战初期中国艺术家参与抗战宣传的盛况。编者在序言中强调了全国艺术家都集中在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以及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的组织下工作，从后方到前线、从国内到国外，利用展览会、出版物、墙头壁报及招贴传单的各种形式，为国家服务。这份专辑的主要意图在于向外界彰显中国美术界在抗战中的大团结，及由此产生的美术创作的新动向和繁荣面貌。由画家集体创作的黄鹤楼大壁画赫然出现其中，无疑强化了这一意旨。
紧接着《今日中国》美术特辑的刊行，同年12月，日本支那派遣军报道部出版了报道摄影画册《征服华中》（《中支を征く》，其中刊用了小柳次一拍摄的另一张黄鹤楼壁画的照片，标题为《武昌黄鹤楼前敌人的壁画》。
似乎为了突出日军在“武汉攻略战”中的“牺牲精神”和“惨烈程度”，编辑在大壁画的右侧还刊载了一幅日军士兵挂着战友骨灰盒行军的照片。与1938年底着重于“高扬战意”的宣传意旨已经有所变化，日军在战争初期极力避免的持久战此时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士兵的大量伤亡也越来越成为日本国内读者关切的话题。而在此之后，日军的宣传重心逐渐转向太平洋战场，揶揄一幅作为特殊战利品的中国抗战壁画，显然不再对日本读者构成吸引力。
中方关于大壁画的报道继而出现在1942年，伦敦威廉＋诺盖特公司 （Williams &Norgate）公司出版发行的英文宣传画册《图像中的中国》（Chinain Pictures），在该画册的“战时中国美术”栏目中重新刊用了《今日中国》杂志中的同一幅壁画照片，说明文字亦照录后者（图③）。
1947年，抗战胜利后由曹聚仁和舒宗侨编辑的《中国抗战画史》，在武汉会战的章节转载了《征服华中》所刊载的壁画照片。这也是中方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日方拍摄的相关图像，但编者对这一照片的说明——“身负骨灰之日军（前第三人）走过黄鹤楼”，显然出于误读，可能是对日方出版物中的说明文字引用不慎所致（图④）。在中国抗战经历了巨大而惨烈的牺牲之后，将照片中日军士兵以枪刺挑起的包袱误读为骨灰盒，也未尝不是编辑们愤恨心态的微妙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