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上的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摧残而中断。在那战火硝烟的动荡年代，各大学或被占领、或被破坏，甚或泯灭于战火中，学生与教授们忍饥耐寒、颠沛流离，可是民族精神仍然兴旺，士气亦因敌人的炮火而变得更加刚毅。
1935年的12月9日，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处在危机四伏漩涡里的北平燃烧起来了。自从八年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平虽然依旧雍容宁静，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显然这一天的严寒没能够阻挡住学生们的热情，在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拟实行华北自治之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五六千名学生走上了街头，愤怒的学生们喊出了“反抗华北自治，抵制日本侵略”的口号。人在上海的鲁迅得知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兴奋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然而，严重的局势还是让身陷北平的师生们痛切地感受到，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其时，北平已是一座围城，驻在宛平的日军昼夜演习、不断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和朱自清一样，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也为北平这一文化重镇的行将沦亡感到悲哀。他建议清华迁往湖南，这一建议得到了校方的采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北平、天津的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空前的浩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占领，私立南开大学则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沦为一片废墟。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在一生的事业化为灰烬时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至1938年8月，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在此民族生死危难时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步入存亡之际。为保留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精髓，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当亡国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国民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后下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北迁陕西，组建西安临时大学。
抗战初期，在内地办学的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战时的大学限于条件无力容纳潮水般涌入的失学爱国青年，而年轻的学生们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保家卫国，教育界也围绕“战时的教育”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有的教授主张在国家危难之际调整教育方案，开设国防课，强化学生的军事训练。但不论是教育部还是各所大学，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反对将课程作较大的变动。西安临大校长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教育部长陈诚也勉励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还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陈诚的口才更具说服力，不仅安抚了学生们的热情，也坚定了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
只是随着战事的升级和政府军的失利，未及喘息片刻的长沙临大和西安临大又不得不继续向大后方迁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后来的西南联大校歌道尽了此中的艰辛与无奈。长沙临大选择了“带着些许法国情调，地处僻远而又宁静的东方城市（陈纳德）”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省主席龙云兴奋地告诉他的孩子，“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他给予了联大师生各种支持。联大师生在刚毅坚卓的精神感召下，宽厚容忍、和衷共济，克服了种种困难弦歌不辍，终于坚持到抗战胜利。而西北联大所处的陕南汉中，虽不是抗日主战场，但国共之间时有摩擦，国民党军对解放区不断围困，同时又距离抗战前线较近，这些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造成师生很难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1939年，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校内进步教授，徐诵明抗命不从，并与北平大学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西北联大遂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