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犁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所有研究工作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的视角和进展是阶段性的、侧面的、随机的。当作家告别人世，研究者更能全方位地“接近”研究对象，作出先前不敢作出的结论，说出先前不便说的话。不再“说话”的孙犁，用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展示了他可贵的文化生命。
孙犁和鲁迅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已提出了孙犁和鲁迅的关系，有的论点明确说孙犁是鲁迅的继承人。在这个命题底下，是一篇大文章。鲁迅活着时，追随他的文化人很多，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也不能概括当年“鲁迅风”的强劲。从文学史看，有的作家甚至自命为鲁迅的弟子，为鲁迅弘法，似乎得了先生的衣钵真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只说他们是早年亲近先生的人，而不是先生的继承人。为什么与先生无一面之缘，从未直接交往的孙犁竟成了鲁迅的继承者？论据有三。一是孙犁由“五四”后的新文学启蒙，自认鲁迅为精神上的导师，把鲁迅的作品当成研修文学的范本，并把鲁迅当作人格楷模。当孙犁还是一个文学少年时，就关注世道人心，将文学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鲁迅挺直了的脊梁、不屈的灵魂，使少年孙犁产生崇敬感，亲和感。又因为他与上海时期的鲁迅没有直接交往，超脱于各种争论之外，他和鲁迅的文学血缘关系就显得更纯粹，没有沾染私人意气和团体偏好。抗战爆发后，孙犁以文化战士的身份，自觉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宣传鲁迅，歌颂鲁迅，把一个文化巨人当作中国不会失败，民族不会灭亡的象征。同时，他又以个人的创作，以笔作枪，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用诗情画意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侵略者面前的坚强和勇敢。枪林弹雨穿不透“苇子的长城”，铁蹄炮火毁灭不了一望无际的荷花淀……二是孙犁对鲁迅的继承，不仅早年学习鲁迅的作品，还表现在他一生虔诚学习鲁迅曾经学习过的作品。他购书的一条主要线索，是鲁迅日记附的书账书目。20世纪70年代末，沉寂近20年的孙犁在海河之滨说话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孙犁在当代文学史上发出的声音，不单是一个个体作家的重操旧业，“二次解放”，老兵新传，孙犁在率领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三是像鲁迅一样，孙犁身上凝聚了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他的博览群书，从文化遗产的源头活水汲取营养，既延长了个人的文学生命，又弘扬了民族的文化之光。孙犁生活的时代，旧文化保守势力已销声匿迹，孙犁和同时代的人，有条件客观公正地面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更使弘扬传统文化显得及时和重要。
孙犁和巴金
孙犁一直视巴金为前辈作家，他们之间也没有直接交往。两位文学老人是相互尊重、文心相通的。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在香港报纸开设专栏，沉痛地反思“文革”，用真话为当代思想界、文学界开路，影响巨大。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中，巴金引用孙犁《远的怀念》一段话，显示了两位文学老人对十年动乱的共同批判立场。孙犁的《芸斋小说》，还有不少犀利的杂文，对十年“文革”发出控诉和揭露，毫不留情。与巴老不同的是，孙犁主要是以文学的形式，隐晦的手法，暴露他的亲历亲见，揭示动乱中各式各样扭曲了的人性。巴老一直自谦他“不是文学家”，最早投身文学事业，就声明是用文学来战斗，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用文学实现人生的理想。这种文学观，也在他的《随想录》的写作中贯穿始终。孙犁则自觉要当文学家，强调作品的文学性，重视作品的生命力。与鲁迅的早期小说一样，孙犁在新时期的创作，也是在剖析国民品性，呼唤真善美的回归。继承文化遗产，不只是接受典籍，还展现前贤的人格光辉。《觅哲生》不足千字，在孙犁作品中不占重要位置，但这篇短文却说尽了他的全部心事。孙犁的根本烦恼，最大的痛苦，就是真诚的丧失，所有人性美在政治动乱中的失落。所以，他用回忆满足自己的精神所需，让消失的真善美在心中回放。他用纯粹的文学形式说真话，并且不满足于只说真话，使他和巴老成了当代文学的良心。他和巴老的可贵，就在于：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决不因风吹草动而动摇。当有研究者将孙犁和巴金作比较时，孙犁谦虚地说：巴金那样的作家，我们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