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了徐悲鸿为由国立美术学院(即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建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整个1949年，徐悲鸿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无论对徐悲鸿个人还是中国美术界，1949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而徐悲鸿在这一年的处境则集中反映了这个“转折”的阵痛和时代特征，但这个“转折”还仅仅是个开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留下来的人的命运变迁由此慢慢展开，徐悲鸿以及国立北平艺专也当然裹挟其中，但具体是怎样变迁的，历来缺少研究，或者通常简单地从徐悲鸿最终当选为中国美协首任主席和中央美院首任院长这个结果去判定徐悲鸿得到了新政权的肯定。在梳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事实绝非这么简单。
我想从一份档案材料开始，尝试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变化。我曾见到一份1949年4月由军管会做出的、针对原国立北平艺专在校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属于内部调查)，按职务的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
男，5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是学画的，少年时家境不佳，曾一面上学一面教书。可称中国西画界前辈。法国留学。曾游历欧洲各国，返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在上海办新华艺专。抗战前在粤桂一度反蒋。抗战时期在南洋、印度等地卖画得巨资捐献伪中央政府，因此得蒋青睐，并在渝为之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胜利后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并任中国美术作家协会理事长，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政治面目：无党派，自由主义者，无强烈的政治主张，重才重感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教导学生以成大艺术家为目的，主张写实但技巧重于内容，生活还简朴，有血压高病，不大接见人。
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在朝高级军政大员关系密切，如李宗仁、朱家骅、胡适之等。其前妻蒋碧微系国民党员，并任国民党参政员等职。
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解放后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经过一个时期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他在开学的讲话中，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仅仅初步的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有了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
其中，“在上海办新华艺专”一事，不确。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草创于1926年12月，正式开课于1927年3月1日，起初名新华艺术学院，起因是上海美专因历时近一个月的学潮被迫停课并面临无以为继的困境，因此“上海美专教授俞寄凡、潘伯英、张聿光、俞叔渊等，鉴于大批美专学生流离失所，遂正式发起筹办新华艺术学院(1927年春季开学)(据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史)”。此时，徐悲鸿正在法国留学，他是于1927年9月才结束留学生活转道新加坡回到上海的。回国之初，虽然他没有像林风眠那样立即有了满意的位置，但他来往最多的是田汉和欧阳予倩的南国剧社的圈子，而不是当时因裸体模特儿事件和学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美专的教授圈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心底里看不上刘海粟以及他的上海美专的。徐悲鸿至多有可能偶尔在与刘海粟没有干系的新华艺专上过课或做过讲座，特别是1931年这所学校由与之交好的汪亚尘主持之后。
“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表明徐悲鸿在军管时期学校的某些变化如一定比例的学生参加到校务委员会中来等决定，虽然总体态度上表示配合，但接受起来并不顺畅；“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表示徐悲鸿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表明徐悲鸿在接受共产党的艺术主张上，主观愿望与客观实践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表明徐悲鸿对于共产党发展其美术事业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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