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总之，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
这份材料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军管会”，这是1949年2-4月北平军事管制时期的专属词汇，为负责接收北平各机构的组织。其中，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接管，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要慎重”、要“慢”(“表面慢实际稳”的方针)，以团结为主，既要防止“左”也要防止“右”。但主管领导叶剑英也毫不隐晦地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并借用列宁的话“妥协的形式，消灭的内容”作为诠释，认为所谓消灭有两种方法，一是武力解决，一是民主改编(即“性质上的改变”也是“一种消灭”)。他认为这些被接收的人员不一定可靠，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和他们长期共处，而是“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这些被接管的人员必须经过长期改造，没有问题的可以重新任命，所以，接下来“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同时，他要求接管人员“不要随便讲话，一般干部先少去，要尽量精干，其余的人先住着，开训练班，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
而具体到对大专院校的接收则是：军管代表有长期与短期之分，如果旧人员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表现不错，代表便撤回，而且“将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这种形式”；如果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学习，真正已经充分熟悉业务了，比旧人员做得好，而且有了研究，确有心得，在工作中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就正式任命为主官(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有些已经正式任命)。也就是说，能换成军代表就尽量换，换不成，则将就那些经过了一定改造的、态度和表现较好的旧人员，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些旧人员大多迟早是要被换掉的。
与北平艺专类似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以后，其人员生活、业务即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军管代表或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接收为止。负责接管的人员为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军管代表代表军管会，负责接管对象的人事、业务、生活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机关及原负责人宣布政策要点和接管命令，向全体人员说明接管办法，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进行工作，并在发布命令与档上副署，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管代表执行具体工作。人选都是事先审慎配备的，并且都采取小组制度，各单位均配备三人以上的代表组与联络组。联络组一般常驻接管的学校，代表组看各学校具体情况决定派驻与否。除了取消训导处外，一般学校一律以留用为原则，一面通过地下党与进步群众及派驻的联络员实地进行调查，对各学校的各种人事关系、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都进行大体的了解，即要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国立北平艺专的“综合材料整理”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做出的。
除了人事，对于课程的改革，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课程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将旧制的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须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将来必须加以改造或改良，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院系，但一时还无暇解决这个问题；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为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这些课程或则部分暂时尚可以采用，或则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针对当时的情况，在课程内容方面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即“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