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这样一个接管基本思路和对徐悲鸿的内部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不难揣测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尽管在政治家们的权衡中，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以他的声誉最终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并先后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与会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同时，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显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宋步云了。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寓居北平后，以书法、篆刻著称，工诗词，在北大、国立北平艺专讲授诗词及金石篆刻学。二人相识、结交于1928年底徐悲鸿第一次来北京做艺专校长期间，算是多年的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曾于南京即将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准备工作的宋步云：“步云吾兄惠鉴：……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石工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宋步云也的确按此“指示”请寿石工帮忙安排了徐悲鸿一行的住处。李松《宋公行止考补》认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寿为故交；徐在安排艺专教员时，寿是优先考虑人选之一；寿曾协助艺专复校事宜。正因有这样一层关系，故在1947年10月国立北平艺专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的“三教授罢教”中，寿石工虽支持三教授、与徐悲鸿观点有别，但没有公开参与和议论此事，且事后仍在艺专任教，也依然与徐悲鸿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寿石工逝世时，寿夫人请徐悲鸿题墓石，并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等等。
从罢教事件后寿石工的“安然无恙”中，可见徐悲鸿对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对解聘寿石工，并非像军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么简单。但寿石工在艺术上为共产党人所诟病的“保守”态度以及他所担任的古典诗词、金石篆刻等课程的被取缔，使得他的去留问题并无太多悬念，对此，徐悲鸿肯定是无奈和不称心的，但还不至于有很深的触动，而宋步云的离去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宋步云于1941年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6月底在该系欢迎徐悲鸿南洋归来的仪式上结识徐悲鸿，此后往来不断并经常得到徐悲鸿在绘画上的指导。1942年10月徐悲鸿筹办中国美术学院，聘其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