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阳光特别的好，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柔暖的阳光，街道安静而和谐地热闹着，像一幅活动着的图画，亦或是一部生活剧。我想做一名看客去欣赏她。
门口人行道的左边是一颗梧桐树，右边也是一颗梧桐树，但右边的比左边的长势要好：略高略粗，可不知哪个狠心的家伙在上面刻了一个很深的刀痕，它肯定痛了好一阵子。树冠里是生活着一群鸟的，因为在树下每天都会有一些鸟粪被清洁工清扫走。树的根部有两只黑黝黝的蚂蚁，它们顺着树干上了又下、下了又上。可能是在谈恋爱，因为它们好像已经是成年蚂蚁了，练习上树的可能性不大。就像人谈恋爱要压马路一般，来回走动只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并不在乎此。
正对面有一个“口腔门诊部”，不时有穿着白大褂的女子拿着水杯在门口晃来晃去，是那种介乎漂亮与不漂亮之间的，所以又介乎让人记得与不记得之间和想看与不想看之间。我去洗过一次牙，服务态度蛮好，这可能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最大的差别，如果让一个警察改行去当服务员，那他很有可能干不了三天就要下岗。隔壁茶叶店的女老板总是笑眯眯的，难怪她的生意总是好过别人。
有一个广告灯箱上的拐角处秘密的架着网，是蜘蛛的。有蜘蛛静悄悄地躲在网的一角，它就像一些不正规的执法者躲在一角静获“猎物” 一样。我想，最近可能没有上级领导来检查了，要不早被突击打扫卫生的同志歼灭了。
屋檐下边有几个老头在玩牌，边上放了些角币。边上围着一圈蹲着或站着看热闹的人。我发现，凡是赌注越小，就越认真，而且容易起争执。其中一个胡子没刮净的老头因为上手把出了的牌又拿回去而提出严正的抗议，其程度不亚于国家对日本占领钓鱼岛的抗议。上手老头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后，骂道：你个龟孙子。然后各人又出着各人的牌，嘴里吧唧着卷烟，和着一些调侃的语言，任即将西下的阳光从树叶间挤进来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中间还有一个退下来几年的县级领导。他真好，和普通百姓同乐，连穿着都相差不大了。
一个蹬三轮车的师傅慢悠悠地也将车子停在边上看老头们打牌。他姓吴，我认识。曾经到我办公室收过废纸。三十多岁，腿有点残疾。乡下老家住着年迈的父母，他将妻子和一对儿女接到城里来了，供养娃上学。因为干不了重活，就到城里来蹬三轮。一个月能挣七八百元钱，生意好时也能上千。遇到好心人时，人家会给些旧衣服和鞋子之类的。他虽然穿得旧，但整齐，外面总是套一件蓝色的长外套，同工厂工人的工作服，他说这样既能保护里面的衣服，也让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而且他很是乐观，笑眯眯的，可能脸本来就长得跟“笑”这个形状相似。不像我，即使高兴，看上去也像个旧社会。他后来每次到我办公室收废纸或有废纸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有手机的，所以说，有的人自以为有钱，拿个手机非要在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大声地演讲)，我也不收他的钱了。这几个钱在他身上的价值要超过在我身上的价值。他说：他们这一行的有很多人也不地道，有偷偷摸摸的，有偷奸耍滑的，有八两称的，他说他不。
打过招呼后，我问他“最近生意好吗？”他说：“还可以，以后有废纸了就给我打电话。”
一个很普通的乡下大哥。
看着他，我想：日子的幸福程度在于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乐观程度。
一辆带喊话的车慢悠悠地开了过来，伴随着“搬走，搬走，再不搬走就没收了”的呵斥声，几个小贩赶紧收拾东西走开了。一个卖红薯的老大爷因为行走不便，一个趔趄使蓝子里的红薯洒落一地，佝偻着腰又赶紧捡起。我奇怪，都下午了，他怎么还在卖红薯？是享受下午的暖阳还是进市得太迟？
一个成熟又年轻的女同志牵着一个五六岁小男孩的手走进一家小卖店，是母子俩。妈妈穿一白色套裙，粉黛略施，长发披肩，儿子头上除脑后留一个小辫子外，其余均光。男孩子为什么要留小辫？我的儿子从来没留过。可能他妈妈还想要个女孩吧。妈妈问：“你想吃什么？”儿子答：“棒棒糖。”妈妈在看儿子时，那眼神绝对比看一堆黄金要亲切得多。从小店出来，妈妈又牵着儿子的手融到街景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