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车祸所衍生的嗜睡症，让我们得以重新检视侦探詹尼维奇与小说《嗜睡侦探》。他当侦探是因为已取得证照，而且那是他唯一的谋生之道，却受迫于嗜睡症而不敢任意外出，只好接些无需出门的小案子，在家靠着上网搜寻找人，久而久之自然成为宅男一员，平日最大的困扰是不时与瞌睡虫抗争，幸好有独居老母从旁协助生活起居。老实说，这算哪门子的冷硬派侦探？他不粗犷而神经质，爱耍嘴皮子但不算柔情；大半时日窝在家里，偶尔在大街上与坏人勉强周旋，却不知自己的信仰何在。别的硬汉是死撑到底，他自己则是随时猝倒在地。两者之间的对比落差，不仅推翻了硬汉侦探的优良传统，而且也踩坏了美国革命的命脉。言谈至此，崔布雷的意识形态已昭然若揭，他一手创造的侦探并非“带枪的圣者”（Saint with a Gun），反而是具备周星驰式无厘头意味的“带衰的睡者”（Sleeper with a Trouble）。故事中充斥着非理性的生活空间、拼贴的过往记忆、碎裂片断的梦境、穷极无聊的贱嘴毒舌，并强烈质疑现代生活中的“秩序”，这般种种带着嘲讽口吻的书写，一一透露着后现代风格的趣味性。
后现代的“后”有反对之意。崔布雷的《嗜睡侦探》既向钱德勒与《长眠不醒》致敬，同时也嘲弄了私家侦探的形象与传统。这一褒一贬之间的不协调感，再加上打破常规的Kuso作风，不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所幸的是，崔布雷在颠覆之余仍不忘建设，他由大变小（把“大眠”改为“小眠”），在小说中融入网络、文明病、“美国之星”电视选秀节目等贴近现代社会的情节描绘，赋予晚七十年诞生的《嗜睡侦探》令人惊喜的新意。
希区柯克若有幸观赏1998年的新版《惊魂记》，不知他会作何感想，很可能还是以那句口头禅“这不过是部电影”一语带过。然而雷蒙德?钱德勒若有机会拜读《嗜睡侦探》这部小说，相信这位素以难搞闻名的推理作家，理当会抽着烟斗、翘起大拇指说“硬是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