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法国电影新浪潮是个金光闪闪的名字，即便没听说过《四百下》、《筋疲力尽》，若有人在面前咬牙切齿、呼天抢地说着戈达尔、特吕弗，这些被翻译的很动听的名字时，有些交际常识的人，也知道该做恍然大悟状吧。
如果有人在赞颂一番法国电影新浪潮过后，接着抛出安德烈·巴赞这个名字，进而说：“知道吧，新浪潮精神之父哦。”或许，听者应该做出更感同身受的表情来吧。问题是，能记得回去GOOGLE一下者，恐怕都占不了总人数的0.01%吧。
那《巴赞论卓别林》又有几个人会关心呢？
《巴赞论卓别林》就是一个死了整整50年的法国人，写一个死了30年的英国人，不巧的是，两人都很伟大。
《巴赞论卓别林》出版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巴赞已经离开了他钟爱的电影和人世，秉承其衣钵的学生们，用砸烂庙堂的办法告诉比他们老的和少的同行们，电影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拍。在一个全世界都在燃烧的年代，这群出身《电影手册》的年轻人革命成功了。于是，在1970年卓别林决定将其大部分电影重映时(一段时间里，卓别林禁止其一些电影在欧洲某些国家上映)，特吕弗亲自编撰了老师的评述，并收录了卓别林所写的《致人类》以及让·雷诺阿和埃里克·候麦的文字。显而易见，这本书有着一个超级全明星的创作阵容。大家在用这样一种方式，无意识地将自己和卓别林一起推上了神坛。
应该说，任何一个伟大电影人的伟大作品，都是神秘的，比如费里尼和他的《八部半》，奥森·威尔斯和他的《公民凯恩》……而卓别林不仅仅神秘，更是神话般。这不是一种恭维，严格说来，应该是一种拜服。在解读这个神话人群里，巴赞无疑拥有最完美、精妙和富有想像力的阐述。
跟多数电影书籍不同，《巴赞论卓别林》没有通篇采访般的吹捧和夸耀——卓别林的《致人类》更像圣徒发给上帝的一份“思想汇报”，没有一点自我赞颂的意思，相反充满肩负、担当和生之为人的忧虑——也没有当下所流行的、炫耀语法般的文字游戏；即使那些假装深沉的文化思考，在其中也看不到一丝一缕。
巴赞对卓别林的评论，将他最擅长的发挥到了极致，一针见血亦不乏深入思考和足够的幽默，并完全回归到了电影之美上。好像张爱玲的《穿衣记》写道，什么时候旗袍要长袖、什么时候要短袖、什么时候要无袖，什么时候是开襟、什么时候是竖领、什么时候是小翻领……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巴赞就是在把卓别林电影中的那些讲究。一件件、一片片、一针一线嚼明白、说清楚。或许是因为这些文字当初是发表在不同期刊上的缘故。文中巴赞选择了最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而不是什么解构、语言、风格、主义之类吊著书袋、恫吓外行的“恐怖”用词(其实他一直这样写文章)。当然，作为热情却不失客观的评述，其中不仅有赞扬，也有巴赞的不解和质疑。比如他提到《一个国王在纽约》时说：“可以说在影片的第一部分我开怀大笑，尽管在我看来并非所有噱头都同样有趣；我在后一部分的四分之三时间中都厌烦透顶，这部分中的卓别林不再努力迎合争取那些爱笑的观众了。”
除了在道德判断和文字能力上的准确外，巴赞总是能用有限的文字引发无限的联想阅读。如提到《摩登时代》，他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一部主题电影。尽管卓别林在影片中明确地站在了普通人的一边，反抗社会及其机械；但这种认同并不停留在政治或社会学的偶然性层面上，而是立足于道德考量，并且始终不离其风格基调。影片中的创造性活动源于喜剧表达而它所阐发的意义，首先也只是银幕上完美展现的一个场景而已。”很显然，尽管卓别林电影的轴线总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他也总是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也是客观上的受害者而已。换言之，与其说他站在了穷人的一边，不如说是穷人站在了他的一边，事实是他站在了“人”的一边。如果套用这个逻辑，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的电影能统治世界50年。何况，卓别林对喜剧表达的提纯与精准控制，远远超过了人们意识所能企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