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因其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和新文学主流写作传统的独特性，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张爱玲后期的文学创作，因其过于偏执和刻意地采取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姿态和叙事策略，造成了她后期创作的严重失衡，《小团圆》“小气”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随着2009年张爱玲的《小团圆》揭开神秘的面纱后，《易经》、《雷峰塔》的中英文版本相继出版，张爱玲的晚期创作已经陆续浮出水面。由于《易经》、《雷峰塔》是用英文创作的，作家预设的读者主要是英语读者群，而“仿张式”的中文翻译并不能完全传达张爱玲创作的原汁原味，因此争议最大的《小团圆》无疑成为了张爱玲晚期创作中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的后期创作，总体上来说都没有突破她的早期创作，原因何在？我以为这与张爱玲采取的反主流写作传统的“颠覆式”写作姿态和叙事策略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张爱玲的晚期代表作品《小团圆》究竟失衡在哪些方面呢？
母爱神话的颠覆：母亲形象的失衡书写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把她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她更愿意与苏青相提并论。张爱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女性写作传统自觉地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因此对五四时期冰心式的母爱神话必然采取一种颠覆式的写作，其实，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对张爱玲与其母亲之间比较复杂微妙而紧张的母女关系都略知一二，站在旁观者比较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张母确实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母亲形象”和“新女性形象”本应该给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阐释空间。然而，在张爱玲小说里根据她母亲原型塑造的“蕊秋”这个人物形象，由于作者刻意的颠覆写作姿态消解了原型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年的张爱玲似乎依然抱着“小儿女”的心态，自始自终无法克服由于母爱缺失而造成的心理创伤，因此也无法从更高的人性角度来塑造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母亲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有关作为母亲身份的蕊秋形象，许多细节描写是颇耐人寻味的。“母女或父子牵手”这样的细节在一般文学作品中总是被处理成温馨而感人的场面，而张爱玲却把这一细节处理成“母女彼此的恶心”。在九莉香港读大学期间，不仅不管九莉暑假时的食宿，更令人寒心的是竟然把九莉的奖学金一声不吭偷拿去赌博。在九莉看来，作为“母亲”的蕊秋唯一教会她的便是“整理行李箱”，作为“新女性”的蕊秋几乎一无是处。连母亲临终前要求见上女儿一面这样的愿望，九莉也不愿让她如愿。母性在张爱玲的笔下被消解得只剩下自私和丑陋。从张爱玲对蕊秋这个母亲形象颠覆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她认同的母亲形象恰恰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为了儿女可以放弃自我、牺牲自我的母亲，因此作为母亲身份的蕊秋无疑是失败的。当然张爱玲在用冰冷的刀笔去解剖蕊秋这个母亲形象时，她也毫不留情把解剖刀指向了九莉自身。九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那种富有牺牲精神的母爱能力，因此她选择了“拒绝作母亲”，意味着拒绝成为又一个蕊秋的翻版。小说中九莉堕胎的这一细节处理得令人毛骨悚然。我以为这是张爱玲刻意压抑了九莉的母性本能而追求一种“冷酷”的“现代”艺术效果。作为读者的我们，不能不为张爱玲如此“刻骨寒心”的颠覆性书写而冷彻心扉，张爱玲以这样一种拒不和解的心态进行她的晚期创作，人性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被刻意拒绝了，因此她无法客观而理性地认识到作为母亲身份以外的蕊秋在寻求爱情和自我方面的意义。在张爱玲的笔下，蕊秋对女性自我的探寻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私、冷漠的体现，作者除了对蕊秋所做的一切冷嘲热讽以外，甚至不愿对“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冲破传统束缚的勇气给予一点同情和谅解。一个成熟的作家如果无法超越她的心理创伤，无法与自身的生命经验保持一定的审美的距离，而是偏执地采取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姿态和策略，这样的小说终究无法成为厚重的大气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