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群像的集体“阉割”：男性形象的偏执书写
张爱玲的《小团圆》一贯延续了她对男性形象的颠覆性书写，乃德的原型无疑是张爱玲自己的父亲。生活中的张爱玲父亲既残留些许遗少的风雅和痼疾，又沾染点西化的洋癖好，小说中如此描述父亲的形象：好脾气的乃德除了成天在他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背书之外，也常换新车和新式的办公家具，讲英文有点口吃，也懂点德文。西装背心穿在汗衫上。订了份旅行杂志，却因抽大烟不方便从不旅行。一个不中不西可笑复可叹的无能父亲形象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对熟知张爱玲生平的读者来说，从文学的虚构性上来说，《小团圆》中的乃德形象并无多少突破和新颖之处。小说中的九林形象几乎就是另一个乃德的再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退化乃德的再版了——一代不如一代。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邵之雍的形象对熟悉原型胡兰成的读者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创作主体不能超越自己的生命经验，就无法挖掘和表现出创作对象更为复杂的人性，无怪读者要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与生活原型对等起来。而小说中的某些性爱描写的细节，也暴露了作者由于浸淫旧小说而造成的某些审美上的局限性。
小说中最令人不堪的男性形象无疑是荀桦。撇开有考据癖的人考证出这个原型人物不论，小说中的荀桦应该是一位深受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就是这样一位新青年，不仅乡下有原配夫人，在上海还左拥右抱。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位新文化青年，其实与三妻四妾的旧式文人毫无二致，更令人不齿的是这位新式文人竟然趁人之危，调戏猥亵陷于困顿中的九莉。通过张爱玲式的颠覆性叙事，新式文人的“人性丑陋的真相”确实被暴露无遗。荀桦这个新式男性文人，与张爱玲另一篇晚期小说《五四遗事》中的男主人公相似乃尔。这样刻意的反讽确实颠覆了新男性文化英雄的神话，如果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自然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小说的刻意颠覆，有消解一切的虚无主义的心态。
小说中唯一留下一点温情的是燕山这个男性人物形象，在与九莉恋爱时不乏人性中的温情，有一种让九莉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回到纯真初恋的感觉。但即使如此，燕山还是在悄无声息中迎娶了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张爱玲的决绝的“弑父”姿态和心态，让她把《小团圆》中的男性集体“阉割”了。《小团圆》中男性群体的“小”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创作主体的“小”，从而也导致了《小团圆》在反映人性的复杂样态和艺术的多样形态上的“窄小”。
国族意识的颠覆：反主流的个体意识的刻意书写
在国族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个人意志基本是无条件地退居于国族意识之后，国家兴亡，匹夫/妇有责，更何况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个体意识更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族利益。主流的新文学创作基本遵循了这一强大的主流政治意识传统，而张爱玲却刻意疏离这一强大的主流传统，这是张爱玲遭到“倒张派”诟病的根结所在。
在张爱玲的早期创作中，与主流政治意识的疏离更多地体现在题材内容和创作手法的取舍上，同时她也较好地处理了小说艺术和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而在她的晚期创作中，由于离开了上海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空间，作者显然愈加不想压抑其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姿态。因此在《小团圆》里作者通过九莉或作者自己的叙述把这种反主流政治意识的心迹坦陈在读者面前。
正如作者通过九莉的心理表白的那样，“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确实正是张爱玲的这一“不信”使她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主流写作传统之外获得了独特价值，特别是在1940年代有着特殊政治———文化空间中的上海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也正是这样的“不信”，她才敢与胡兰成坦然恋爱并结合。在小说里她处处刻意表露九莉独特的心理。当二战快要结束时，九莉希望它永远打下去，理由竟然就是因为要跟之雍在一起，这实在有悖于普通的人性了。然而九莉“却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因此当她听说日本投降时，并不像大多数国人一样兴高采烈，而是一翻身又睡着了，全然一副民族兴亡与我何干的超然相，这种典型的反常情反常理的张式叙述，其实是张爱玲刻意远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窠臼的一种写作策略，在消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却也违背和消解了基本和普遍的人性原则。《小团圆》以及她晚期创作的一些篇什都是采取了这一叙事策略，但这样一种叙事策略在小说艺术和政治意识的关系的处理上，作者并没有用真正文学性或艺术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在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传统的同时，张爱玲的晚期创作其实也落入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