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郭志坤表示，希望建立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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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是通俗性的前提和基础
羊城晚报：谈及中国通史，人们最为熟悉的依然是钱穆、范文澜、吕思勉等先生的著作。作为后学，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有所作为？
郭志坤：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他们有个共同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求是”就是根据已有的事实材料寻找正确的结论。在他们的史着中的每一个地名、一条史料、一段结论都是认真查索，仔细考证的。
羊城晚报：丛书出版的一大看点，是历史书如何做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在您看来，学术成果转化为通俗作品，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郭志坤：最关键的环节应该是深入浅出的通俗，做到“通俗而雅”。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严肃历史与通俗写作的关系？如何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