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青园骨灰林内的《生命》纪念碑前，一位遗体捐献者的亲属手捧亲人遗像寄托哀思。当日，市红十字会和解剖学会在这里联合举办追思会，悼念志愿捐献遗体的逝者。 本报记者 饶强摄
本报记者 刘欢
昨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和北京解剖学会在长青园骨灰林内的生命纪念碑前举办追思会，悼念志愿捐献遗体的逝者。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有17370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其中8893人办理了公证，163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尽管如此，本市教学解剖遗体的紧缺现状仍未改观。
困境：“大体老师”缺口大
去年，本市3家“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共接收224名志愿捐献遗体者，但这对于本市医学教育和研究所需的人体解剖学标本数来说，还远远不够。
首都医科大学解剖学老师王卫介绍，现在学校每年招收近1600名学生，临床解剖学课程每年需要“大体老师”（捐献遗体）六七十具。“但现在每年我们最多只有三四十具。”他说，“缺口非常大，十二三名学生才有一位‘大体老师’。而按照我们的教学大纲，应该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
“解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医学基础课。”作为长期从事解剖学教学的教师，王卫深知遗体捐献的重要意义。“现在的医学生就是未来的医生，尤其是需要给病人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如果不了解人体结构，根本当不了医生。”
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有17370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其中8893人办理了公证，163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2013年，3家“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共接收224名志愿捐献遗体者，进一步缓解了北京地区医学教育和研究中人体解剖学标本过于紧张的状况。
改革：红会或将参与调配
从市红十字会的统计来看，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首都医科大学3家“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的遗体接收情况并不均衡。以去年为例，协和医学院接收的遗体捐赠约占总体数量的6成，而最为紧缺的首都医科大学仅有三十余具遗体。
记者了解到，通常一具遗体在医学院校不能反复使用，但由于缺口较大，本市一些中专、卫校甚至已开始出现一具遗体反复使用的情况。对此，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处处长任小平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遗体接收流程的改革，今后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接收的遗体或由红会统一调配。
“如个别医学院的遗体数量够用，可通知市红十字会，及时调配给其他医学院校。接收站以外的其他医学院校如有需要，也可向市红十字会提出申请。但具体操作流程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他说。
探索：立法仍在调研阶段
据任小平介绍，目前本市尚未单独就遗体捐赠立法，仍在依据1999年颁布的捐献条例开展工作，捐献手续过于繁琐。“以往出现过多例市民登记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愿，可去世后其亲属坚决不同意捐赠的情况。因此现在的捐赠手续比较复杂，需要本人自愿、家属同意，还要携委托人进行公证。”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吕仕杰透露，目前，就遗体捐献立法问题市红十字会正在调研，计划去外省市“取经”，尚无确切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遗体捐献法规将与国际接轨，只要捐献者本人同意即可。
建议：应设“电子身份识别卡”
在昨天的追思会现场，12年前兄妹四人一起申请遗体捐献的任先生向市红十字会建议，希望当初签署的遗体捐献协议能升级成为具有身份识别功能的电子卡，供捐献者随身携带。
“十几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以前填写的那些纸质表格在需要时是否还能找得到。”他说，“现在电子信息化技术那么发达，制作这样一张身份识别卡应该不太难。这样一来，捐赠人在突发急症或出现意外时，如果子女等知情人又不在身边，通过这张卡片，其他社会人员也能把我们送到该去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目前遗体捐赠是捐献者跟市红十字会或接收站签署纸质协议并公证，并没有电子信息化的识别手段。一旦捐献者过世，必须是委托人或知情人通知接收站，才能接回遗体。在一些突发情况下，若子女等知情人不在或不知情，包括市红十字会和接收站工作人员在内的其他人，都无从知晓死者是否是遗体捐赠者。
据了解，美国成年人几乎都有驾照，它不仅是开车的执照，也是身份的证明，同时还是一份遗体或器官捐献的同意书。目前广东等省市也在研究驾照与遗体器官捐献挂钩的运作体系。
新闻现场
感恩无言良师
梨花风起正清明。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青园骨灰林里，一场特殊的追思会，令巍然耸立的“生命”纪念碑不似往日寂寞。一群身着白大褂的医学院学生，手持黄白相间的雏菊，默默肃立，深情缅怀这些为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无言良师。
周围的墓碑群上，娟秀的烫金字，镌刻着1631个平凡又伟大的名字。他们身份不同，职业各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大体老师——这是医学界对全体遗体捐赠者至高无上的尊称。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将百年之躯，交给了医学院那些尚待锤炼的莘莘学子。
追思会上，数百名学生手捧花束，面朝纪念碑，向大体老师们深鞠一躬。
崔健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2011级学生，他非常钦佩这些遗体捐献者的勇气，每次上解剖课都格外认真。“他们将造物主最后一笔遗产赠与我们，去探索人体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用最认真的学习态度，回报大体老师的无言教诲。”
这一天，不少遗体捐献者的家属也早早来到长青园。他们中，有的蹲下身轻轻拂去纪念碑上的尘土，有的带来了满含深情的家书念给亲人听，还有的将亲手做的纸花贴在亲人的名字旁……
87岁的何其庸解放前是位地下党。昨天清晨，老人坐在轮椅上，怀抱妻子的遗像，默默凝望着纪念碑。2010年，老两口一块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三年前，老伴刘华先走了，老爷子每年清明前都要来这里陪陪她。“人走了，能最后做点儿贡献，挺好。”老人的话，质朴平实。
纪念碑上，一张贴在两个名字之间的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中，女士身着剪裁合体的旗袍，男士一袭白衫。二人相依而立，笑容和煦。
“这是我父母70岁那年的合照。他们同一年生人，同一年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同一年过世。”梁女士红着眼眶说。她母亲周竹英患有多囊肝和多囊肾，饱受病痛折磨，而这种病有50%的家族遗传性，且医学至今难以攻克。老人捐献遗体的初衷也是希望医学界能对这种疾病有所突破。在父母的感召下，梁女士今年也加入了遗体捐献者队伍。
追思会后，一些医学院的学生自发留下来，帮着擦拭纪念碑，整理花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