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登山漫游在历史的深处，以平常心，“同情的理解”，讲述大师鲁迅爱情的困苦与两难的处境，更讲述鲁迅的兄弟情、父子情、友情、人情……书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由鲁迅所接触的女性构成；另一系列，构成的都是与鲁迅交往密切或一度密切的男性。两个系列的“小叙事”颇能勾勒出鲁迅敢恨敢爱的一生。
都是月亮惹的祸？——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段公案
一首诗引发的流言纠纷
1926 年11 月21 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 首，诗中有几句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不久，身在厦门的鲁迅，接到北京的韦素园的来信，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而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诗中“月儿我交给他了”，是说他把许广平交给了鲁迅。
鲁迅在同年12 月29 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即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 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此外，高长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这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月亮、黑夜”的说法。因为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抛弃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认为是高、鲁、许三人之间的“爱情纠纷”，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
回顾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4 年12 月。从此时起到1926 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据《鲁迅日记》统计高长虹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总之，双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莽原》创办初期，高长虹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他不仅在事务方面贡献颇多，在创作方面也奉献极厚。在《莽原》周刊创办的三十二期中，几乎每一期都刊载过他的文章。
然而两人何以出现裂痕，起因在于所谓“压稿事件”。1926 年8 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的编辑工作就交给韦素园。本来《莽原》创办时，鲁迅曾提出由高长虹来做编辑，但高长虹最终并没有接。（因为他心系《狂飙》事业，想扩大《狂飙》阵容，转移《狂飙》阵地。后来高长虹在1926 年4 月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狂飙》周刊如高长虹自己所说的又“借尸而还魂”了。）而就在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1926 年10 月的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同为狂飙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长虹报告此事，高长虹马上在10 月17 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二期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而对鲁迅，除发了一遍牢骚之外，是要请鲁迅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而此时远在厦门的鲁迅，却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态、不予理睬。
高长虹紧接着发表的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及后来的一些短文，则展开了对鲁迅指名道姓的攻击乃至谩骂。而真正令高不满于鲁迅的，应该是他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20 年代中期，需要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年”，而鲁迅等成名的人，应该退居二线，给他们一些帮助就够了，由他找人来替鲁迅“说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当时应邀参加《莽原》的创办，看来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没想到他是否具备领导一场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开始就雄心万丈了。于是当鲁迅又被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时，他怎能不愤慨呢？对于高长虹的谩骂，鲁迅都一一加以反击
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
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据高长虹后来在1940 年所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道:“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按:《精神与爱的女神》）。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
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高长虹和许广平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来许广平又爱上了鲁迅，这也绝不是因为高长虹“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
“月亮”原是“晋中才女”石评梅
至于《给——》中的月亮，据学者董大中先生的考证，是另外一个月亮:女作家石评梅。高长虹在离开山西一中后，曾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年。1921 年春，他来到太原，在石评梅的父亲工作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记员。此时的石评梅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求学，两人仅有过短暂的相见，那是石评梅放了暑假，回到太原，来博物馆看望父亲的时候。然而此时石评梅心中先有着吴天放，而后又有高君宇，似乎没有高长虹的位置。这期间高长虹虽也展开对石评梅的热烈追求，但石评梅却不为所动。1925 年3 月5 日，高君宇病逝，高长虹认为石评梅在悲痛之余，必会另找新欢，而他将成为不二人选，于是他开始写下情诗集《给——》，甚至还有后来的小说《革命的心》。然而这对最终以身殉情的石评梅而言，是不会接受的，只能算是高长虹自己的“单相思”罢了。
总之，高长虹与鲁迅之间在20 年代中后期的冲突，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矛盾发生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一次碰撞。由于两人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性格志趣等的不同而决定，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月亮诗”却又成为催化剂。
鲁迅也喜欢北大校花吗？
鲁迅与马珏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
在30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而漂亮。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1903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7年苦读，一起毕业。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
“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
马珏又大约在1926年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鲁迅喜欢马珏,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