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也丢了儿子的四川人何顺莲，她至今仍为一件事后悔。“儿子已经4岁了，我却没有去刻意教他记住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真后悔，如果教他记了，兴许有机会能自己找着家。”后来女儿稍大些的时候，何顺莲就一遍遍教这些曾经未教过儿子的东西，直至不管谁问，幼小的女儿都能流利地说出父母的姓名、老家的地址和一长串手机号码。
幼孩城中“放养”
2000年，何顺莲和老公一起带着年幼的儿子从四川广安老家来到昆明打工，因为在老家盖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他们得挣钱还债。
初到昆明，和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外来务工者一样，老公跟着别人做装修，而何顺莲则自己在家带孩子。他们租住在官渡区平桥村，一个人口密集、环境较差的“城中村”，但房租相对较便宜。“做装修一天也就挣几十块钱，老公一个人养家，很辛苦，我看着心疼，就想着自己也干些零活补贴家用。”跟老公商量后，何顺莲把婆婆从老家接来帮自己带孩子，而她干起了针织的活计。“就是拿了订单和原材料，然后带回家来做，每做一件，可以赚一毛五分钱。”
为了多赚钱，何顺莲每天从早到黑一直趴在缝纫机上，经常忙到深夜。一天，婆婆领着儿子出去玩儿，结果孩子丢了。何顺莲为此直埋怨自己，“如果不做那个活，如果我自己带娃娃，也许就不会丢了。”
和何顺莲一样，绝大多数到昆明打工的外来人口都租住在官渡和西山两区的“城中村”内，通常是十几平米大的一间出租屋，除了床，几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昆明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官渡区常住人口为55.8万人，流动人口为52.9万人； 以区内其中一个城中村———福德村为例，该村常住人口仅1.8万人，而流动人口就有6.1万人。
诸多外来人口的涌入，让官渡区各个城中村的大街小巷，热闹异常，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场景是：大人们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孩子们自顾自的在巷子里、在摊点旁玩耍，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几乎看不出这些幼小孩子的家长在哪里。这些外来务工家庭平均每家都至少有两个孩子，而一家三个孩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多数外来务工者因为学历低，几乎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男的大多在建筑工地干活、做些装修，或者以骑摩托载客谋生；女的多数租个摊位卖菜卖水果卖衣服，做点小生意。
为了维持生计，忙于养家糊口的父母们很难分出精力专门照看幼小的孩子，许多孩子处于放养状态； 而在人员混杂、人口流动极大的城中村内，这些孩子就成了人贩子下手的主要目标，经常是人贩子抱着小孩说，给你买好吃的或者给买玩具，孩子就乖乖跟着走了。
自从儿子丢了后，何顺莲再没搬过家，“不敢搬，总觉着儿子有一天能自己找回来。”何顺莲在老家盖新房子欠的债早还清了，可新房子却一直没等来它的主人，至今空着。
“当年为什么不看好我？！”
2012年，在福建，几个未成年因偷了一块玉，最后被警察抓获。警方通知家属前来处理，其中一位赶来的亲属说，孩子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到现在还没户口。警方随即将这位14岁青少年的血型输入了DNA寻亲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这样，丢了两个儿子的罗芹英找到了小儿子。
罗芹英得到消息的那天，坐卧不安。在警方的安排下，她和丈夫千里迢迢赶到福建接孩子回家。“见到孩子时，有点陌生，穿一双拖鞋，很落魄，我心里很难过，孩子受苦了，但看到他好手好脚的，我又很高兴，因为之前我特别担心孩子被买去弄残手脚，当乞讨工具。”对着9年未见却朝思暮想的儿子，夫妇俩痛哭流涕，可眼前的孩子却始终一脸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