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近一些的作品也同样如此——一本翻开的大书,表面几页繁花似锦,有妖艳的叶片和飞舞的蝴蝶,隐藏着的内页却是满地骸骨和蠕动的蛆虫。方力钧一直不愿意为自己的创作划分节点,他说那不是用语言表达的范畴,但是如果有心,从画面里能看得出来。
至今,方力钧仍然不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仍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中有社会担当。
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抱怨
记者:你自己统计作品数量出版,把自己透明化的目的是什么?
方力钧:我想做几个东西:一个是像年鉴样的,有一些背景、学习、或者是社会的文化的东西,沿着艺术的这条线索下来,也包括自己学习创作的重要方面,这是核心的一本;另外两本:一本收集尽可能全的图片。重要的作品尽可能保持没有遗漏,让大家都一目了然。大家喜欢说我画的光头比较多,看这个能知道到底画了多少张光头;另外一本收集了目前能找得到的出版的文字,哪怕就一个展览的消息。
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留下资料。有的美术评论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包括一些很有资格、名望的批评家理论家。但说到最后,责任在艺术家自己,因为从来没有人提供过翔实的根据,这个工作如果艺术家本人不参与的话,谁都没有办法去整理。
这可能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项工作。好像一粒种子,存活下来,在土壤中吸收水分,跟别的小苗比谁的生命力强,终于在多年之后结出果实。我们看到的当代艺术都是结出果实的现状,之前的事情大家不是没有兴趣,是没有机会认识到。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抱怨,也应该身体力行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
记者:你的藏家或者一些你作品的买家会不会不愿意你透明化?
方力钧: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收藏、研究。炒作、耍弄收藏和市场的人,我们希望把他们排除在外。(透明化)对自己肯定是有利有弊的事情,做的时候想到的利处多一些,弊处想得少一些,可做完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它有很大的弊处。
对于一些批评家也是,这个东西没拿出来之前,他们可以随便说,不用做功课、做研究,有了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烦了。但通过这样的工作,能净化我们行业的生态系统。
记者:你的画从90年代初就有很好的市场,和那些近几年暴发艺术家心态应该不一样吧?很多批评说你就是为了钱画画。
方力钧:我肯定是暴发户。即使我从80年代卖作品赚钱了,我现在也还算暴发户。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时代的原因。我自己也很受用暴发户的感觉,我的幸福和问题都是源自暴发户的这个基础。
别人说我是为钱画画,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点上。物质和铜臭可以让我们幸福,不应该(用这个)攻击我们。
记者:有一种说法,90年代你们的作品成名是被操纵起来的,比如说栗宪庭曾指导你们把尺幅放大到多大,强调某些符号等等,这是真实的吗?
方力钧: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其实是动物和动物学家的关系,到底是动物学家指导了动物的存在,还是动物存在产生了动物学家,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动物学家为了更好地研究动物,把动物圈在笼子里,造了动物园,你就很难判断,这个动物是假装的还是自己愿意那么做的
面对强势如何让自己舒服一点
记者:你赖以成名的那些符号,在最初选择画的时候是完全下意识的吗?所有意义都是后来被外界赋予的?
方力钧:那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技术手段、能拿到的视觉材料,都加在一起的结果。其实我对于语言有非常精确的要求,在创作初期的时候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创作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岔路,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找到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