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过于看重和依赖文字对图画的阐释了。其实视觉语言更加直接一些。
记者：评论家们说，西方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的政治背景解读，如果真的抽掉了政治背景，中国当代艺术还能留下什么？
方力钧：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政治的裹挟是不可能躲避的。不是光在中国，戈雅之于宗教裁判所，米开朗基罗之于美第奇家族，都躲避不了。
记者：更年轻的一批艺术家是否没有那么多的时代背景，更个人化？
方力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画的，体制就是那样的，当你通过努力证明了你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一定会有第三方跳出来说，你们两个(编者注：指体制化的和故意反抗体制化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第三种出现，能存活下来的话，第四种、第八种，都会陆陆续续出现。从话语的权力上来讲，早一点做这个事情的人，是自掘坟墓，后来更加自由环境中的人会把之前人们的努力掩盖掉。你说的年轻艺术家一出手就和别人不一样，这其实是让我们欣慰的一件事情。
更多的挣扎只能毁灭得更快
记者：现在体制开始认可当代艺术，包括你们加入当代艺术院，外界说你们是回到体制内了，你同意吗？
方力钧：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可以有各种选择。社会里有少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得见人就咬，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再说，那研究院也不是一个实体，不给发工资，不下达创作任务。
记者：你一直在说你没有兴趣和能力去承载社会价值，这是你“去崇高化”的一种姿态，还是真的这么想？
方力钧：我不相信所谓有承载社会价值想法的人，真的能创造出他想象的那种有社会担当的作品。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当你真正觉得自己就是救世主，你连个体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话，你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讲，我就是完全以个人化的，个人体验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的。
记者：在你看来，艺术家有他的基本职责吗？
方力钧：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我没权力去规定别人。我不一定要去做一个对立面。当然，在某一个时间段，做对立面是你唯一的职责，比如在文革的时候。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你需要分清，哪些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有一些东西有欺骗性，令人眼花缭乱，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误区。
记者：那么你觉得所谓知识分子的意识和社会担当是重要的吗？
方力钧：对于知识分子的担当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是比较悲观的。很难说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在不适合的情况下，更多的挣扎只能让自己和集体毁灭得更快一些。（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