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在1924~1932年间，毕加索在为芭蕾舞剧《墨丘利》设计布景和服饰的过程中，又开始展现出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他在1924年创作的《桌上的曼陀铃》加入了富有动态的曲线，从而打破了立体派画风，这一时期的《沉睡的女子》(1927)、《手持尖刀的女子》(1931)以及《坐红色扶手椅的女子》(1932)均体现了一些不安、诡异且像梦境般的人物。
有香港媒体将毕加索的作品归为对传统流派的反叛，但是胡佩珊更愿意把这种风格的融合视作是对不同流派的吸收与发扬。以古典为例，尽管有人认为毕加索是回归古典，但胡佩珊认为毕加索更多是一种“新古典主义”。
如果说毕加索有反叛精神的话，可能不是在作画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上。二战时期，他愤愤于纳粹暴政，隐居于世。但这一时期，他完成的画作《捉龙虾的男孩》、《小孩与鸽子》以及雕塑《猫》等，却并非蓝色画作，反而是处处体现温馨家庭的意象，显示画家希望在乱世中寻得一处宁谧居所。
或许这正是毕加索被世人所景仰之处。他的一生勇于探索和创新，而他的作品，不论何种风格，均带上了明显的传记色彩，反映出社会划时代的变迁和冲击，同时他并非被动接受现实，而是以画为书，记录了自己以朋友、情人、父亲、名人和社会观察家等不同身份的所见与所闻。
毕加索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出大量的画作、雕塑、版画、素描和陶瓷等，被誉为现代艺术史中最多产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如果抛开艺术流派而言，他的数万幅作品也足以组成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博物馆。(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