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现让人遗憾——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正因为这种种表现，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来。郭沫若所以有这样的“荣幸”，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名位的孜孜以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当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为文人的横溢才华和铿锵文辞了。
事实上，郭沫若对名位的争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让人大开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
20世纪初是周氏兄弟脱颖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新文坛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而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倡导和主持的。作为《新青年》杂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鲁迅和周作人虽未从一开始就投入新文化运动，在运动中也没有担负领导的职责，但由于他们发表的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不但显示了以新道德批判旧礼教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锋芒和威力，而且显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的最大成绩，因此，人们都把他们当作新文坛的核心人物。与之同时代的郭沫若，则是在新文坛形成以后走上文学舞台的，他的成名作《凤凰涅槃》的发表时间，比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和周作人《人的文学》晚了两年，且其本人当时又在日本留学，没有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新文坛上，他最初还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然而，他却不甘于寂寞。
事情发生在1920年。郭沫若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后来得到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然而好事多磨，后来“学灯”的编辑由宗白华换成了李石岑。李与郭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处理。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人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振铎翻译的《神人》。《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和鲁迅之后，郭沫若大为光火，于是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这一点，在他1936年11月10日所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有清楚的解释：“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有一次把我一篇自认为煞费苦心的创作登在一篇死不通的翻译后面。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话。”
有意思的是，时隔10年之后，郭沫若再谈及此事，说法又有不同。1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国九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洲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郭沫若此时解释：其实自己是在为鲁迅鸣不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当然不是因为郭沫若对鲁迅突然有了好感，也不是因为他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看重名位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改造；而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1940年1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郭沫若自然也就顺风扯帆，成为鲁迅的“知音”和“卫士”了——这自然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左翼“文化班头”名位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