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当初因为名位而对周氏兄弟不满的言论，是引起了鲁迅反感的。当时，他那封“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信在李石岑编的另一本杂志《民铎》(1921年2月号)上发表，当即引起了鲁迅对郭的不以为然。再加上郭沫若当年7月又和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与鲁迅支持的文学研究会(1920年10月成立)分庭抗礼，所以，鲁迅对郭沫若等人很不感冒。他于1921年8月29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后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矛盾加剧，与鲁迅自身所属的“语丝派”也产生了纠葛，鲁迅与创造社诸君(除了与鲁迅有私交的郁达夫)的隔阂自然也就进一步加深了。所以，郭说这封信不是为自己名位而发，而是为鲁迅争地位鸣不平，显然是在盗“鲁迅知音卫士”之名。
郭沫若这种仅仅因为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名不靠前，就对其他作者乃至编辑大发牢骚的名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在办《现代》杂志时，也碰到过。
据施先生回忆，他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唯有郭沫若因为远在日本，他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施先生曾几次托灵凤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3月，施先生亲自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当时施蛰存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但郭沫若复信还是未允，施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到了9月初，施先生再次和杜衡(《现代》另一位编辑——笔者按)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郭沫若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施蛰存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把刊物的1/3篇幅留给了该文。这一期杂志应当在11月1日出版，全稿交发印刷所排印是10月1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施蛰存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了周作人之后。结果，这一排列被叶灵凤看见，就写信告知了郭沫若。见自己文章又一次排在了周作人后面，郭沫若和13年前一样大动肝火——也许更生气，于是，在文稿还在排字房的10月中旬，他写信给叶灵凤，内容是通知对方：《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想想，这对《现代》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文章已经排定，并且去了打字房。施蛰存等人大窘，万般无奈，只得在已排印的郭文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
为了善后，施蛰存又和叶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也就是说：虽然名义上周作人在郭沫若前面，但内容上，还是郭沫若在周作人前面。郭沫若这才又在11月初回信施、叶，说《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这一来，施先生他们更头痛了：这不在刚出版的《现代》上已经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么，怎么又食言了？后来在载有郭沫若第二部分文稿的四卷二期的《现代》的“编后记”中，施先生只好再作说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此事还没有完。四卷二期的《现代》出版后，为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再有问题，施蛰存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常婉转、恭敬，使郭的不愉快涣然冰释。次年1月中，施蛰存收到郭的复信，全文是：“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 杜衡 施蛰存二先生 郭沫若 一月十日。”明明自己想做文坛“偶像”，却硬要表示与世无争，以致施先生的最后感慨是：“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