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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划时代的艺术突破

《带灯》划时代的艺术突破

2016-05-19 09:33:15

来源: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

  米原 中国剧坛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已涌现出不少高峰之作,商洛花鼓剧《带灯》的出现,无疑在当代现实主义土壤上竖起了一座划时代的艺术丰碑。
  底层视角下的国画图景
  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小说《带灯》改编的同名戏剧、表现了乡镇干部带灯和一群上访百姓的生活情状。全剧以内心世界颇为丰富并坚持良知正义的女主人公带灯为切入点,塑造刻画这位世俗观念中“另类”形象的人生经历,是现阶段中国乡村情景的真实写照,具有典型的警世意义。
  主人公带灯自来樱镇参加工作开始,便试图将纯粹的价值理念融入工作实践。她以综治办主任的身份上任履职,面对的是繁复琐碎的上访事务。上访群众的遭遇处境各不相同,带灯除了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外别无他物。她工作的态度坦率客观,工作的方法步骤直接明朗,不瞻前顾后,无绕弯推诿。她拒绝中庸无为,不计个人得失,心怀大众,不做一件昧良心的事。古代先贤金圣叹在归总中国历史上从奸邪佞臣到仁人志士的各种不同处世方式时,特别提及一类最为可敬可赞者,即“心之所至,行亦至焉”,此类人与大多数所谓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者有着根本不同。鲁迅也曾给前者以“勇士”称谓。其实此类“勇士”的行为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巨大作用,但“心”“行”统一者所遭遇的挫败也不在少数。纵观带灯所处的逆流环境以及她身在其间的所作所为,她实际上就是一个现时代的“勇士”。
  在陈腐势力强大到已经形成传统习惯的群体车轮下,带灯伸张摹写的是最底层人的愿望和诉求。群体车轮的运转冷酷无情,谁是它前行路上的障碍它就碾碎谁。带灯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危险,她也知道怎样才是安全的,但在危险和安全的背后,她盯在了道德的天平上,于是最终选择了危险。
  乡村群众的上访内容错综复杂,有冤假错案,有为待遇不公鸣不平,有的甚至困苦到仅仅是为了活着。无数未得了却的新旧案例日积月累,从表面看去已经形成了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同时在人们内心则积聚成了一条浑浊幽深的地下暗流。往日的乡镇干部对上访人员一味采取压制办法,对上粉饰太平,对下打压蔑视,长此以往问题就更加严重,最后积重难返,干群对立更加突出尖锐。带灯以萤火之光挺身直面这一现状,她冲破眼前魔障壁垒的艰难可想而知。
  带灯并不具备抵御或消解邪恶的足够力量,准确地说她是非常弱小的,随时都会失败或覆灭。她用个人的青春演绎的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言。所以在带灯为上访群众工作期间,老百姓身上发生的现行悲剧从未间断,令带灯触目惊心不忍卒视。上访群众或疯狂或死亡,或挣扎或呐喊,或含忍痛苦或承受屈辱,这些不断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带灯所愿意看到的。如朱声唤父亲死去,他自己成为含冤死刑犯,朱母又遭遇凌辱……带灯亲历了所有这些不幸的发生。而这些不幸发生在群众身上与发生在带灯身上是同样的感受,因为她心里只有群众。
  在众多上访者中,上访专业户王后生的存在是一种例外。他的形象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既是底层社会的旁观者,同时又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他起先也利用上访之名谋利,后又因上访被乡镇干部殴打。可他骨子里区别于常人的是,他有一种乡土哲人的观察和思考。他善于调侃讽喻,临近末场时他那“龙是龙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猪在圈里捂不白,羊在山上嗮不黑”的俚语乡谚,本质上是站在事物发展的高度上辩证诠释带灯整个行为的因果关系,从而勾勒出一幅中国乡村政治的立体风俗画。
  强劲犀利的现实批判
  《带灯》在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和西北地区戏剧展演时都曾引起截然相反的两种争议:褒奖者认为这是一部标新立异且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大胆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批评者认为《带灯》的戏剧格调过于消极,过分强调阴暗面的存在,甚至认为这样的戏对社会只能产生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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