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带灯》遭遇的批评正是一些人戏剧观念呆板僵化的反映。
戏剧的“高台教化”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会为虚假现象的蒙蔽而呈现歧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是文艺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人往往是在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上大犯其错。其实，政治与文艺不能简单以拥护与反对作结论。追溯千百年来的人类戏剧史，从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到关汉卿、曹禺、老舍，以戏剧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精品佳作屡见不鲜。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流芳于世，推动了社会进步。西方某位人类学家讲过：在人类精神的全部劣迹中，人总是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与变革。而历史上每一阶段的社会文明，又无一不是通过面对真实的变革才得以完成的。任何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闹剧，无论对国家或个人而言，最终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弄虚作假、阻挠变革的沉疴痼疾永远是社会文明的死敌。
作为戏剧艺术，自然应该按照戏剧艺术规律办事。《带灯》没有进行笼统抽象的说教，思想情感的善恶好坏都是通过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当镇长指责带灯不要那么全心“向下”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时，带灯的回答是严正诘问，她问镇长：“你为了谁？你是谁？”镇长惊悚得无言以对。显然，他生命和灵魂的根基被带灯步步紧逼的追问撼动了。在这里镇长所谓的“官场生态”虽然在约定俗成的可怕铁律中得以长久维持，但在一个“弱女子”的追问下，在“向上”还是“向下”这个问题上，泾渭分明的界限立时明朗无疑，而澄清和划定这一界限的人不是别人，恰巧就是带灯。带灯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纠结极端化地对应起来，震聋发聩的举止言行使人们“平静”的心灵受到冲击。
诚然，像历史上任何一位敢于担当正义者一样，带灯在与丑恶与野蛮的角力中也蒙遭了挫败与不幸。她被人打伤，又被爱人遗弃，出现失眠、抑郁和梦游，精神一度陷入崩溃边缘。她接着直起腰杆挺立起来，咽食下眼泪苦果，接受了所有的打击伤害，“孤苦伶仃”地回归到群众的一边。而此时唯一给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的，也只有最底层的群众。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带灯即使流血流泪也会站在群众一边，她人生的弃绝与追随于是赫然呈现。剧情到这里，戏剧《带灯》带给人们郑重严肃的政治思考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其政治意志与人民意志趋同一致，两者相互依存又融为一体，那才是真正美好的社会图景。
脱颖而出的全新形象
纵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戏剧舞台，充斥了大量的优柔抒怀、自娱娱乐之作。《带灯》则知难而上，反其道而行之，甘冒被大众拒绝的危险，寻觅社会良心，以独特的风骨植根于戏剧热土。
《带灯》从历史和现实的系统化思想脉络中尝试重建戏剧的现代意识观念。在中国已有的戏剧成果营养中，它继承汲收了《窦娥冤》《赵氏孤儿》的浩然正气，接纳摄取了《雷雨》《茶馆》的民族情怀，采用一线串珠的方法把一个零散多义的题材，集中演绎成一部新颖别致的透力之作。
《带灯》的思维构造是持续叠压的多层高塔形状，同时具有婆娑玲珑的开放辐射性质。在宏观的维向度把握上按照辩证统一的思维，作了对比照应的复调处理，在细微内在的形象塑造上将语言对白与行为抒情有机结合。戏剧从始到终，主人公带灯不是表象化地停留在日常事务的前后纠缠中，而是准确地抓住一些抒情性很强又与剧情密切相关的物象道具，诸如萤火虫、指甲花、乐器埙等，以此作为戏剧点和精神点，挖掘寄托思想感情。为了获得饱满热烈的氛围和客观理性的艺术效果，也融入不少话剧元素，使剧情不因繁杂琐碎而坠入杂乱无章。
现实环境带给主人公带灯残酷的命运，但命运的终结绝不是精神的终结，所以萤火虫的首尾多次出现，使戏剧的精神灵魂空间更加深邃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