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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划时代的艺术突破
http://www.slrbs.com  2016-05-19 09:33:15  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

  其实,《带灯》遭遇的批评正是一些人戏剧观念呆板僵化的反映。
  戏剧的“高台教化”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会为虚假现象的蒙蔽而呈现歧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是文艺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人往往是在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上大犯其错。其实,政治与文艺不能简单以拥护与反对作结论。追溯千百年来的人类戏剧史,从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到关汉卿、曹禺、老舍,以戏剧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精品佳作屡见不鲜。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流芳于世,推动了社会进步。西方某位人类学家讲过:在人类精神的全部劣迹中,人总是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与变革。而历史上每一阶段的社会文明,又无一不是通过面对真实的变革才得以完成的。任何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闹剧,无论对国家或个人而言,最终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弄虚作假、阻挠变革的沉疴痼疾永远是社会文明的死敌。
  作为戏剧艺术,自然应该按照戏剧艺术规律办事。《带灯》没有进行笼统抽象的说教,思想情感的善恶好坏都是通过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当镇长指责带灯不要那么全心“向下”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时,带灯的回答是严正诘问,她问镇长:“你为了谁?你是谁?”镇长惊悚得无言以对。显然,他生命和灵魂的根基被带灯步步紧逼的追问撼动了。在这里镇长所谓的“官场生态”虽然在约定俗成的可怕铁律中得以长久维持,但在一个“弱女子”的追问下,在“向上”还是“向下”这个问题上,泾渭分明的界限立时明朗无疑,而澄清和划定这一界限的人不是别人,恰巧就是带灯。带灯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纠结极端化地对应起来,震聋发聩的举止言行使人们“平静”的心灵受到冲击。
  诚然,像历史上任何一位敢于担当正义者一样,带灯在与丑恶与野蛮的角力中也蒙遭了挫败与不幸。她被人打伤,又被爱人遗弃,出现失眠、抑郁和梦游,精神一度陷入崩溃边缘。她接着直起腰杆挺立起来,咽食下眼泪苦果,接受了所有的打击伤害,“孤苦伶仃”地回归到群众的一边。而此时唯一给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的,也只有最底层的群众。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带灯即使流血流泪也会站在群众一边,她人生的弃绝与追随于是赫然呈现。剧情到这里,戏剧《带灯》带给人们郑重严肃的政治思考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其政治意志与人民意志趋同一致,两者相互依存又融为一体,那才是真正美好的社会图景。
  脱颖而出的全新形象
  纵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戏剧舞台,充斥了大量的优柔抒怀、自娱娱乐之作。《带灯》则知难而上,反其道而行之,甘冒被大众拒绝的危险,寻觅社会良心,以独特的风骨植根于戏剧热土。
  《带灯》从历史和现实的系统化思想脉络中尝试重建戏剧的现代意识观念。在中国已有的戏剧成果营养中,它继承汲收了《窦娥冤》《赵氏孤儿》的浩然正气,接纳摄取了《雷雨》《茶馆》的民族情怀,采用一线串珠的方法把一个零散多义的题材,集中演绎成一部新颖别致的透力之作。
  《带灯》的思维构造是持续叠压的多层高塔形状,同时具有婆娑玲珑的开放辐射性质。在宏观的维向度把握上按照辩证统一的思维,作了对比照应的复调处理,在细微内在的形象塑造上将语言对白与行为抒情有机结合。戏剧从始到终,主人公带灯不是表象化地停留在日常事务的前后纠缠中,而是准确地抓住一些抒情性很强又与剧情密切相关的物象道具,诸如萤火虫、指甲花、乐器埙等,以此作为戏剧点和精神点,挖掘寄托思想感情。为了获得饱满热烈的氛围和客观理性的艺术效果,也融入不少话剧元素,使剧情不因繁杂琐碎而坠入杂乱无章。
  现实环境带给主人公带灯残酷的命运,但命运的终结绝不是精神的终结,所以萤火虫的首尾多次出现,使戏剧的精神灵魂空间更加深邃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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