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物脸及腰部以上躯干须由画家亲自完成，并亲自指导工作（就是指挥助手了），亲自调颜料。”
你看，不要求全人物都由画家做了，只要腰以上和脸就行；助手们画腿腿脚脚裙摆鞋子，雇主就睁一眼闭一眼过去。至于颜料亲自调，听着琐碎，其实很实际。因为15世纪时，雇主只付作品钱，艺术家自己支付颜料和画步。换言之，最后作品里，颜料和画布越抠搜，艺术家利润越大。颜料里又是群青和佛金最昂贵，贵了就容易抠出油水来艺术家都愿意揽这等活儿；打折价买来颜料后，嫌麻烦，不亲自磨，让徒弟们帮着对付：因为颜料这玩意，第一磨来麻烦，第二有害皮肤，第三有毒——后来的西班牙大宗师戈雅和尽人皆知的凡高，都是铬中毒。然而师父和徒弟，磨出的颜料到底不同；颜料好坏，又事关这画能否持久不变、历久弥新，所以雇主们得注明：“亲自调颜料！”——于是西涅雷利先生也只好嘟着嘴，亲自咔嚓咔嚓对付颜料了。
当然，也不能怪艺术家们贼滑，毕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的收入实在太没保障：订金约等于没有，哪怕丰厚一些，通常只够买材料；酬金须得提交完作品之后才拿得到，而且容易被挑三拣四。比如米开朗琪罗做那著名的西斯廷天顶画，用了四年时光，期间教皇没给他一笔正经收入；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最后也没全部到手。
16世纪德国最大的画家，也是意大利之外欧洲最好的艺术家丢勒先生，因着这些市侩雇主的计算，也只好惨淡经营。他的水彩画和油画都是当时一绝，但靠这个吃不了饭；反而是刻版画成了他主要收入来源。因为版画这玩意，一本万利，雕得了版，随时刻一版就成。当然缺点是，日常家里和工作室老是酸味弥漫，睁不开眼来。而且那时的德国人也精于计算，一度还搞出个“版画损耗率”的算法，大概意思是：比方你刻一个版，印第一张画，卖一百盾；第二张就只值八十盾——敢情版画也跟吃鱼一样，要吃个新鲜的呢。
但是大牌儿的艺术家，就又与众不同。比如达芬奇，1486年来了一幅《岩间圣母》，如今在卢浮宫；1508年又来一幅，颜色不同，其他大同小异，一般认为那时候老先生懒得亲自再来一遍，就让助手德-普雷迪斯兄弟做了大部分，如今在英国博物馆。这种一式两卖、助手做第二版的法子，也就他能玩。
又比如弗兰德斯大宗匠、这段儿正在国博开展的鲁本斯先生。这位爷虽然身在弗兰德斯，学的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画法，但南下罗马和威尼斯，学了个够，专会画超大尺幅巨作，交游的又是达官贵人，自己都做了大使。名望显贵之后，就不用亲自下场，画每一笔了。须知他老人家的作品，19世纪统计出来是两千余幅，大半还是一两人高的大作品，一个人如何画得过来？鲁本斯就经常搬张椅子，旁边一坐，指挥助手：“你画头，你画脚，你画马，你画衣服”，都指挥停当了，他大爷悠然自得，坐着看，好比导演：他就这么坐着干看，按行价，你也得每天付他一百盾，相当于17世纪初荷兰缆绳厂工人一年的收入。到最后画要完了，他才起身，这里那里，施展他的如神妙手，添加色彩、注入灵魂，于是画龙点睛，画就活了。这活看着容易，但按19世纪法国大家丹纳的说法，“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他的学生凡代克后来画肖像是当世一绝，也是分配助手画人体，他自己画脸，但到底及不上鲁本斯的构图才情、动作把握、人手分配、色彩感觉，古今罕有，所以1621年，安特卫普真有豪门贵族，签了份合同，都不敢要求鲁本斯亲手画，只敢低声下气的提这么个条款：“须鲁本斯先生着过色（哪怕抹一笔也算是着过色了），并签名。”相比于当时荷兰大宗师哈尔斯，被一句“你画得不像”就全额退押金的、十年没有订单、被面包商逼到破产的窘境，真是时也命也，天上地下，无话可说。（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