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分歧之一是对于乌木的认定，究竟是埋藏物、隐藏物、无主物，还是天然孳息；分歧之二在于法律依据是适用于民法通则第79条，还是物权法第49条和第116条。
“政府与公民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对于两者的纠纷，政府作为当事方无权自行宣布乌木的权属问题。”张敏说，“依据当地政府的引用条款，对于‘主动捐献者’，政府仅仅给予口头表彰或少许物质奖励，价值2000万的乌木只给予7万元奖励，显然是不平等。”
不太懂法的农民吴高亮给记者算起了另外一笔账：“如果不把乌木还给我，就算政府按照拾得物的奖励标准，也得奖励20%，按照最初挖掘时2000万元的价值，那也有400万元人民币。”
又发现乌木
7月22日，记者在与派出所一墙之隔的客运中心看到，共7根乌木存放在水泥矮墙围成的长方形区域里，一份稍显脱落、痕迹模糊的《国有资产管理登记表》贴在外面的门柱上，上面标明了7根乌木的特征。
在现场，断断续续有人隔着外面的铁栅栏门朝里观望，一位孩童还兴奋地爬上水泥矮墙，两次试图爬上乌木玩耍。一旁看管人员居住的房门大开，记者喊了几声却无人出来，保护管理形同虚设。这让吴高亮大为不满。
让吴高亮更不满的是，在他家承包地挖掘出来的乌木并不止媒体所报道的7根，实际还有一些被另行存放在旁边的派出所里。就连吴几次想进去观看这些权属不明的乌木，亦被拒绝。7月23日，在派出所门口，当着记者的面，吴高亮在电话里质问彭州市纪委一名李姓官员为何不让他进去看，李的回答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叫来记者”这位曾介入乌木事件的李姓官员在电话还有些不满地说：“不管什么程序，司法程序，你该走的走就是了。”
7月23日上午，记者随同吴高亮来到通济镇镇长郭坤龙的办公室，吴向郭坤龙反映，他在家附近的田地里又发现了一段乌木从地里露了出来，并问郭如何处理。被乌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郭坤龙闻讯一楞，随后回答：“发现乌木，就埋到(埋起来)”。吴高亮甚是气愤，因为前任通济镇党委书记杨勇曾告诉他，“发现乌木不举报是违法行为”，如今他发现了乌木，镇政府不仅不挖，却要让他再埋起来。
当地政府对乌木事件的处理，也让吴一头雾水。吴高亮苦笑着说，既然说我是“私采滥挖”，为何不对我进行行政处罚，反而奖励呢？
被指与民争利
彭州“乌木事件”也引起了法学界、文物界的广泛讨论，学者也是各有说法。有学者认为，乌木的认定和权属尚是空白。张敏认为，民法通则开始于1986年，那时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各项规定并不完善。与此类似的是，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对关于物权法并不详尽的质疑，如此答复“物权法不可能包罗万象，能管十年就不错了”。
记者观察，截至7月23日凌晨4时17分，据腾迅网的网络投票，22183名网友投票支持乌木应该归吴高亮所有，占总投票人数的98%，仅有302人支持乌木归通济镇政府所有，占2%。如此巨大的反差折射出了民间的不同认知趋向。
由于我国物权法采取列举主义的立法原则，很难穷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反之，我国也没有所谓的国家财产目录，那么所有同类事件中的被发现物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国家财产。
随着事件的逐步深入，网民的批判指向很快集中到“国家立法主义”身上，国家立法主义的逻辑趋向是“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一律归国家”。“政府与民争利”成为了批判的高频词汇。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类似事件多异途同归，大多被判归国家所有。张敏律师认为，此案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着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个官司一定要打，审级越高，越有可能对法治建设产生一些推动作用。(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