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赛珍珠的帮助和鼓励下，老舍开始重新考量写作计划。转眼到了1946年底，访问规定的时间逼近，此时中国内战爆发了。老舍经过了一番考虑后决定先留下来静观时局，同时继续完成自己《四世同堂》的写作。
辛劳笔耕，经受“炼狱”
留下来的日子显然没有第一年好过。第一年他是美国国务院请来的客人，风风光光，出入体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从访问学者变成了滞留客，待遇就两样了。幸而，老舍有赛珍珠的帮助，在移民局办妥了允许滞留的法律手续。
大量史料表明，这段时间的老舍很少有朋友往来。他在纽约租了两间公寓房，终日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1947—1949年，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戏剧《五虎断魂枪》等。
按说，老舍那时逃离了中国的战乱，得以在一个和平、安逸的环境下创作，这应该是那时多数中国作家的梦想。老舍求仁得仁，还有什么话可讲呢？的确，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生活时显得很知足。关于《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但事实上，老舍的这段日子并非很惬意。他在写给友人的另外的信里便真实地剖白了自己的内心：“……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该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其间，老舍还几次生病——这样的状态和心情，能不生病么！——以至于他在信中叹道：“……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吗？”丧气成了这个样子！老舍的心情，可以想象是坏到了极点。但是，他还没有绝望：“……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性不吃。没有醇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日子既然过得像老舍描写得那样苦哈哈的，那他为什么不回国呢？老舍自述道：“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