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性典籍，我们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三传)。加起来是多少呢？12本。在这12本书里，五经里面的 《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重复的，减掉一个，等于11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的《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 们再放到《礼记》里面去，又少了两篇，等于9本，这9本书就构成了中国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佛教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普 遍、比较深远这一角度，相对应于中国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四书五经”，佛典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九经”、“三论”、“一录”。九经指《金刚经》(及《心 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涅槃经》《维摩诘经》《圆觉经》《楞严经》《六祖坛经》；三论指《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一录指 《景德传灯录》。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这些根源性典籍，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些根源性典籍里，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所以，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最初严复、康有为这代人，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或是名词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后的一 代学人，开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论体系重新构建中国的思想，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诠释中国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文化本来的含义渐渐被消解了。中国文化越来越洋化了， 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西化，用西医的理论把中医的精髓一点点给消磨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从源头性的典籍入手去体会中国传统 文化，而不应该直接从现代人的诠释中去追寻。因为现代人的诠释已经很难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了。
黄海贝：我注意到，您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时，强调人文精神是它最主要和最鲜明的一个特征，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根本，为什么？
楼宇烈：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 中间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去了。如果没有人的参与，这个天地的万物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为 三，称为天地人三才。
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为什么能理万物呢？荀子认为关键是人有礼义廉耻这样一种伦常关系。这种关系确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由此就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群体，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能支配万物，治理万物。
人文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对这句话作了解释。比如说三国时魏国的王弼就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显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 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权。中国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亲”是某一类生命的来源，代表的是 某一类的祖先。而“君”和“师”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国文化中，那种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神权从来没有超过王权。二是高扬明道正 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明道、正谊、节制物 欲、完善自我的人格这样一些观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