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