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特亚·克比诺克和沃洛迪·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着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