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草婴“六步翻译法”更多是翻译态度
新京报：高莽先生有篇文章谈草婴先生的翻译，提到过他的六步翻译法，基本上是一遍遍地在原文和中文之间打磨的过程，所以读者印象很深的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几乎没有“翻译感”，非常顺畅就能进入文本，这是不是那一代俄语翻译家的传统？
刘文飞：其实这个感觉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一般会说更像母语还是更像翻译腔，用翻译的理论就是“归化”和“异化”。“归化”就是更多地翻译成中国文学的语言，比如诗歌的话对方有韵律我们可能翻译成律诗；“异化”的话就是翻译成所谓的“异国情调”。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文化上有很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也体现在语言上。再清楚不过的是，五四以来的作家用的不是五四以前的作家的语言，完全是再创的，那这是什么语言？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汉语和几种主要外国语言的文学家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归化过来的中文是像哪种语言呢？是像施耐庵的语言呢，还是像胡适的语言呢？
高莽说到的草婴的翻译——多少遍打磨达到中国人理解的程度，这当然是用心的了，但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翻译态度，不是一种翻译风格。我是不大用翻译家风格这个词，因为翻译家不应该有一种风格，翻译家的风格应该是原作者的风格。翻译家只固定用一种风格，除非你永远能找到吻合你气质的原作家，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草婴同时也翻译托尔斯泰，也翻译莱蒙托夫，这两者的语言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一辈的翻译家让我们尊敬的就是他们特别认真。这个可能也是和当时他们从事翻译时候的语境有关，像鲁迅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把俄国文学当成经书的，俄苏文学的翻译相当于玄奘翻译佛经——“这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很虔敬。到了下一代，草婴他们那一代，上世纪50年代是中苏特别友好的那一段，他们也是毕恭毕敬的心态在翻译。俄语翻译我们之前老一辈的译者都比较接近原文，如果硬要说归化异化的话，他们是属于异化的，但是当时不显得突兀，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接受了当时苏联整个一套话语，不光是文学话语，也包括社会话语、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
新京报：如果非要盘点的话，俄语翻译到现在是几代人了？
刘文飞：笼统点说，二三十年代，鲁迅、曹靖华是第一代，草婴算第二代，然后是留苏回来的那一批，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可能算第四代，这是相对的，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几代。但中间空白了一代，本来我们应该是第五代，但是“文革”中空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