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长篇小说《带灯》是多年来始终以家乡商洛为生活基地，“挖一口生活深井”的贾平凹2012年完成，2013年1月出版的一部精品力作。它以迫切现实的生活发现，深刻地忧患，并以带灯这个饱满动人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受到文坛内外的好评。多次名列月、季、年度畅销书前列，并被有关权威文学机构评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主人公带灯的命运和故事，甚至带有从奉献者到牺牲者的悲剧色彩。在观看由商洛市花鼓剧团演出、徐小强改编、他和李小斌导演的戏曲《带灯》之时，我却与现场观众一起被深深感动，并多次热泪盈眶，觉得这是一次以往难得一见的成功的贾平凹小说的戏曲改编，是农村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首先，花鼓戏《带灯》忠实于贾平凹的小说原作，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正视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小说《带灯》是贾平凹偶然结识了一位乡镇维稳女干部，先与她短信往来几年，后来又来到她所工作的地方，并同她一起下乡，亲历并亲见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深刻体验了她的处境和命运之后的所产生的创作灵感。它的一大亮点，就是直面现实矛盾，发现我们的“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而乡镇干部因为直接”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并由此引出了一些直接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基层政权的软、懒、散，一些人权力价值观严重变质，甚至引起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舞台剧《带灯》的一大成就，就是它并没有回避原作所直面并发现的乡村社会问题，如元黑虎、薛换布这样的乡村强势家族，是怎样强占集体资源，又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又怎样将污染工厂迁往美丽如画的樱镇，激起百姓的强烈反弹等等。舞台剧以带灯的口吻对始终未出场的贾书记及对她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的镇长付小鹏”权力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愤怒质问，义正辞严、一针见血，因而成为全剧昂扬嘹亮的时代主题，并成为编剧徐小强对小说《带灯》主题的概括和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升华。
由“三一律”的戏剧创作规范并受舞台空间限制，由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集体创作的戏剧艺术，在表现现实的深度、广度上都比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有着更多的不自由。令我意外的是，戏剧虽然揭示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乡镇这一国家基础政权所存在的问题，和乡村社会的危机征象，但该剧的基调却是昂扬向上的。这不只是该剧从许多细节上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变化和农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肯定，及初步摆脱贫困后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自觉期待等等。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该剧对带灯这一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动、有勇气有智慧，忠贞爱民的乡镇青年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有力展现。正是带灯这个与党同心、与民同德代表了乡村前途方向的共产党人形象，成为广大乡村群众的希望，如一盏明灯驱散着樱镇上空的云雾，迎来了樱镇世界晴朗的天空。结局一扫小说原作中带灯人生命运的失败感和悲壮色彩，具有了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真实的正剧效果，充满正能量。
从小说到戏剧，带灯都是一个可敬可亲，寄托着人们希望和理想的核心人物。正因为创作者对原型人物的“带灯”及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带灯的热爱和感动，对她心灵和情感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衷心敬仰，所以在创作中才有了从认知到情感的巨大动力。既表现出她崇高的精神人格境界，又表现出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和普通公务员的心理、情感及性格的多面性与丰富性，将日常人情与高尚人格融于一身。
戏剧人物的塑造是在强烈戏剧的剧冲突中完成的，但该剧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的戏剧冲突，冲突往往或发生于敌对势力，或正邪人物之间。带灯是在处理这些日常矛盾和大小事件中，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及一心为民的自觉。当因丈夫打工染上硒肺病的妇女欲告无门，陷入困境的时候，她倾力相助；道德败坏的村妇马连翘当众欺辱公婆，她即上前严厉斥责制止；村民朱召财的儿子朱声唤被元黑虎诬陷入狱，她以镇政府名义，为他与弥留之中的父亲见面担保……这些，似乎都是一个乡镇政府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甚至会被人认为是可管可不管的鸡毛蒜皮般的琐事，然而在戏剧舞台上，却赋予了她这些小事大行为的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从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一场又一场感人的戏剧冲突，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崇高美丽的乡镇女干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