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批之处，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
3、
“焚书”检讨震惊中外
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攻击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