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郭沫若事先也没料会有此种反响，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
……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4、
最苦涩的作品———即席向江青献诗
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自发行为，而纯粹是中央文革煽动的。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中国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