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电文为“和平运动”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等，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抗战路线与“和平路线”的分歧公开化，也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
1939年3月21日，河内发生军统特务刺汪案，促使汪精卫决心脱离险境，潜赴已为日军占领的上海，启动筹建汪伪政权的实际行动。
侵略者刺刀下的傀儡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一行密访日本，就建立伪政权进行磋商，日本军方提出的条件大大出乎汪派预料。随后，汪氏又先后尽赴天津、北平、南京等地拜会日军驻华北、华中派遣军以及第三舰队司令官，并与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头目会面，争取各方对汪氏“还都”南京的允诺。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
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平心而论，汪氏对此密约是不满的，他的本意是要与日本谈判达成“和平救国”结束战争的目的。但一旦上了贼船，即无法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摆弄，完完全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据目击者回忆，该基本条约的签字仪式，气氛悲伤，近乎葬礼：“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汪精卫)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 ’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次于捶胸顿足”。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 。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1941月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1943年1月，南京伪政权宣布向美英等国“宣战”，与日本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10月，复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11月，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 ”。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