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内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在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且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它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它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中间挣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中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祇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别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的理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并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从没有过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的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