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
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苏军的反应
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坦克(MC-1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17”，是苏联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坦克，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932年开始退役，苏联人把履带等行动装置拆掉，加些水泥木板掩护，被用于当作边境守备据点使用。张作霖的FT-17和苏联的MC-1都有部署在中东路前线，但交战情况不明)，并不断得到支援，至少增加第21和第35师和若干内务部部队。我手里没有特别远东军最高峰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别远东军兵力最高峰不少于8万人，海军方面负责支援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前夕，阿穆尔河区舰队已有3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14艘）、1个扫雷舰中队、1个航空队（14架飞机）和1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63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