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只要有战争，军事家们就绝对不会对毒气置之不理。毒气是一种杀人的更高形式。”——1919年化学战创始人，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柏教授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
一战中在欧洲战场上广泛使用的毒气战，虽然并未改变整个战争形势，但其所产生的巨大杀伤力及对敌方士气造成的恐慌，无疑使战后各国军方对这类新式武器产生了毫不掩饰的兴趣，尽管战后制定的国际法明令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但各国仍未放弃对化学武器的研究。日本就是这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国家。
直截了当地说，负责研究开发毒气武器的是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3部，后来转到了第2部，还有陆军第6技术研究所，海军的技术研究院毒气部也是研究化学战的重要机构，虽然日本海军于1923年开始研究化学武器，1925年陆军才步其后尘，但日本陆军对化学战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不惜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化学战。日本的各细菌战研究机构，在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同时，也肩负对化学战的研究工作。日本于1928年开始实验性生产芥子气。6年后日本人每周生产一吨路易氏气，1937年产量上升到每天两吨。大量地制造毒气是在濑户内海的大久野岛[即毒气岛]，称为陆军造兵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该厂主要生产合成毒剂和各种化学炮弹。日本海军则在神奈川县寒川“相模兵工厂”制造类似产品。在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工厂专门将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生产的毒气和制造的弹体装填成毒气枪弹。日本人献身于化学战的研究工作精神，有时到了狂热的地步。对于1933年在东京东21英里的千叶县的习志野成立的占地40英亩由陆军教育总监管辖的陆军化学兵学校则是研究毒气战和培养训练实战人员的教育机关，被称为‘练习队’校长陆军少将山崎“约法三章”“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人都要受到公正而严厉的惩罚”。
（1）通过训练使学生掌握作战战术和指导战争的技术，从而把战争引向最终胜利。
（2）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对战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
（3）学生应该无条件服从命令，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
该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6个月。战争中增开学期1—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设立教导联队(团)。一万多名在此接受化学战训练的军官和军士成为化学战的急先锋。在以后的12年里共培养了3350名化学战专家，习志野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从事毒气的研究和发明，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的成员，是指挥毒瓦斯部队的候补军官了。1939年8月，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火车站以东1公里的郊外成立的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化学部第五一六部队即以恐怖名声威震满洲的毒瓦斯部队，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驻齐齐哈尔市隶属关东军技术部的化学兵器部，五一六部队对外又称齐齐哈尔研究所（是陆军军械部第6技术研究所派驻我国东北的分支机构），下设4个课，分别负责毒剂的侦检，毒物的合成，化学制剂的研究，防护和治疗，编制为250人。第五一六部队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使用毒气武器的实验和训练，并曾和第七三一部队合作共同进行过多达50余次的毒瓦斯人体实验，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的日军遗弃化武伤人事件也与这支恶魔部队有着重大干系。关东军五一六毒瓦斯部队等于第六技术研究所驻满洲的常驻机关，第六技术研究所发明的毒瓦斯使用方法经过习志野练习队的特别训练，由设置在满洲齐齐哈尔的五一六部队实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说是一环扣一环。日军广泛的化学武器试验——包括1930年在台湾热带条件下的试验（在镇压我台湾同胞反日起义的雾社事件中使用毒气）——促使研究出一系列可怕的毒气武器：能够把十升战剂投射到二英里外的布毒器，发射“毒雾”的装置，把经改装后喷射氢氰酸的火焰喷射器吊在降落伞下，在慢慢飘行的过程中释放出毒气流的芥子气喷洒炸弹，能用芥子气铺染七米宽的地段的遥控染毒拖车；还有一种能装置一公斤的氢氰酸的手掷反坦克武器。防护方面的研究也并驾齐驱，并极力寻找适合马，骆驼佩带的防毒面具（有两英尺长，八英寸宽）以及狗佩带的防毒面具，绑腿和鞋。1936年，西安事变。日本退出国联裁军会议。日本陆军计划采购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万套，轻便防毒具120万件。1937年，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日军的化学武器已达到了很强的攻击作战能力。“让实验室的成果走向战场”已成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叫嚣的口号，灾难正逐渐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