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年仅45岁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由于长期为革命拼命工作而积劳成疾，饱受病痛的折磨，未能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和夫人陈琮英只能相偎坐在玉泉山休养所的廊下，打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从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实况广播。
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不料，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后，任弼时再次发病，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150，脉搏每分钟110次以上。
3月27日晚，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和干部，欢送他们南下长江，为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而奋战，任弼时抱病参加接见活动。活动结束后，医生看他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便劝他赶快休息。他这才说:“等公务稍加清理后，即请病假休息。”
当时，任弼时在中央分管青年团工作，最主要的公务是负责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他顾不上休息，抱病亲自起草了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长达1.2万字的政治报告稿，并将稿件送毛泽东阅。
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第二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对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是超负荷的。他宣读完头一部分后，就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报告稿。由于体力不支，任弼时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一直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任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放下全部工作，由香山搬到玉泉山静心治疗，休养。
二
任弼时平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正因为如此，他不习惯于过安逸的疗养生活，所以医生们想方设法使他的精神放松下来。任弼时爱好文学，多才多艺，能挥笔作画，好弹钢琴，喜欢打猎、钓鱼。过去，他做地下工作时，曾以画画为职业掩护革命工作。医生们便为他安排这些活动。因为他血压高，不能看书，医生便限制他看书。但当他独自在屋子里时，手上总是抱著书不放，被医生发现后，他便不好意思地立即释卷。他的保健医生刘佳武给他读古典小说《西游记》，每天读一个小时。当念到唐僧在西天取经，开始因为没有送人情，得到的是无字空本，后来把紫金盂送给了管经书的僧人才取得了真经这一段时，任弼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说:“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刘佳武给他抄歌谱让他弹钢琴，还陪他一块去打猎。每次打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定标尺，对准星，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射击要领。
任弼时脾气好，又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对组织上派给他的年轻的保健医生刘佳武极为尊重，一直叫他“刘医生”，从不叫他的名字或小刘什么的。他家开饭时，要刘佳武坐下一起吃。任弼时为了配合治疗要控制体重，因而他家里的伙食很一般，而且他吃饭还要限量，每天吃的粮、油、菜都要按定量过秤，一个星期还要实行一天饥饿疗法，光吃苹果，不吃饭。他开玩笑地对刘佳武说:“长征的时候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解放了，有吃的了又不让吃。”
任弼时平时很注意节约，又关心同志。他有两部汽车，一部是苏联送的吉姆车，还有一部是旧的瑞士吉普车，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他同意，可以用吉普车。但是，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天半夜，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