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学林同悼之余，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下一任院长的人选。还好，当时已经定下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先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位，再送请政府当局圈选其中一人任职的规则，只要依据规矩来，继任蔡元培的人选，必然会顺利产生。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它的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果然，让人好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魔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特别是当时党国体制的首脑蒋介石，总是舞动着他的指挥棒，“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谁来当中研院院长，他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从来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这段故事，就先从喜欢下手令“遥制”的蒋介石说起吧。
蒋介石是常常下手令给部属要求“奉旨照办”的政治领袖。现存可见的蒋介石手令，固然以军事领域为大宗，在其他方面却也不少，涵盖范围极广，具体显示了他个人的关怀所在。举例而言，1945年7月，当蒋介石读《中央日报》，就下了手令痛责《中央日报》的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平“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迅速调换编辑和评论者。1942年，蒋介石以手令要求研究公务员的制服、制帽，甚至于连女学生的标准发型，他也派下手令要求研究。蒋介石的手令一发，往往让各级军政首长“疲于奔命”，只知道忙着应付他的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业务。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军政首长对于蒋介石的手令，硬是不理不睬或是阳奉阴违。对他们的“抗旨”，蒋介石也未必能够奈何。（参见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
既然蒋介石总是以手令“下条子”来发号施令，对于谁来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作风，一成不变。没想到，蒋介石这回竟踢到铁板了，评议会的评议员，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手令、奉行无违。傅斯年在1940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清楚地透露了个中曲折。
傅斯年向胡适述说道，当蔡元培去世之后，学界中人对于谁来继任斯职，诸方各有议论，各家自有主张。例如，有人说地质学家出身后来从政的翁文灏是合适的人选，却同时也有反对者。不过，众人瞩望所及，“不谋而合”，都以当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为最佳人选。如身为评议员的名史学家陈寅恪，便拟参加在重庆即将举行的评议会，他是“素不管事之人，却也热心”，居然还“矢言重庆之行”，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当评议员陆续抵达重庆后，大家“凭空谈到此事”，都说既然可以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位，那么其中一票一定要投给胡适。傅斯年又与北京大学老同学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健将之一的段锡朋，以及担任过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法学家周炳琳谈到选举胡适的事，他们都说，“他选出来一定高兴”，周炳琳还说，“有此honor在国外也好”。傅斯年更向胡适报告他和周炳琳谈及此事的详细情况:
我说:“你想，把适之先生选出一票来，如何？”他说:“适之先生最适宜，但能回来么？”我说:“他此时决不回来，此票成废票。”他说:“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我又说:“那么，选举出他一个来，有无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说:“政府决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内，自然轮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