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死也没能实现“反攻大陆”的目标。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夜里，值班医生忽然通报蒋介石的医师熊丸，“总统”的心脏停止跳动。熊丸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替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恢复心跳。美龄也进来，坐侍一旁，“总统”的心跳再次停止跳动。医生又打了第二剂强心针，当他准备打第三剂的时候，美龄说：“停了吧！”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钟，突然间全台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蒋经国说：“风雨大作，草木同悲。”《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说：“即使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官员也认为，此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1975年9月，蒋介石去世之后五个月，美龄带了十多个助理、护士飞往美国。此后，除了特殊场合外，她一直住在纽约，深居简出，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阅读报刊文章。据说她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并曾携画作参展。她的二姐宋庆龄、继子蒋经国相继在80年代离世。
2003年10月23日晚上11点17分，宋美龄安详过世。孔令仪和她的夫婿以及另外一位年轻一辈的家人，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深受台湾人民爱戴，跨越三个世纪动荡”的蒋夫人，已在晚上溘然长逝。
美国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长篇讣闻，以大陆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话来说，她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知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分裂国家、盼望两岸和平统一”。
帕库拉：我已故的丈夫，导演艾伦·帕库拉，当时正在写一个有关罗斯福的剧本。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饭，他给我讲到了1943年2月份，蒋夫人到访白宫的事儿。当时白宫的客房里明明有电话也有铃，但好像只要蒋夫人需要什么，往往是走到房门口、打开门，然后大声地鼓掌示意，让工作人员立刻给她拿来。这可能就是她在上海使唤仆人的样子，但在崇尚民主的白宫里，显然会让人不舒服。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人，又在美国受了教育，到美国来明明是为了获取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却做出了不利于她此行目的的行为。我决定找出原因。
时代周报：整个写作过程中，你是否有一些特殊的素材来源？
帕库拉：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最让我欣喜的是我能在美国找到太多太多有关蒋夫人的资料。在蒋夫人的时代，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被我们称作“中国通”—那些热爱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们撰写的资料、回忆录，这些东西散落在美国的各个大学。不过，我找到的最大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除了其他资料外，那里还保存有蒋介石日记和数量庞大的有关宋子文的材料。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写作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主要有哪些障碍？
帕库拉：一位秉持美国价值观的作家来审视、写作一位中国历史人物，显然存在巨大困难。首先，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在考察19、20世纪的中国时是不容忽视的一点。由于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美国的研究者必须学会适应理解古老的传统。对我来说，有两点特别难。第一点是，一个中国传统好公民的定义，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里，融入、顺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在美国，我们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不喜欢这个制度或者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尝试改变它。第二点是妇女的地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认为妇女就是二等公民，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在这个领域，蒋夫人是个异类。
时代周报：为了传记的写作，你是否与宋氏家族或者蒋氏家族的后代有所来往？
帕库拉：我刚开始研究蒋夫人的时候，对蒋、宋两家一无所知。蒋夫人不仅自己拒绝见我，并阻止她的亲友与我见面。不过在她去世后，我被告知或许可以和她的家人见见面。不过她的亲友们永远是小心翼翼地展现夫人最光彩熠熠的一面。后来，他们曾邀请我去家里吃过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