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也侧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他说，父亲李硕勋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而那时他只有3岁。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革命者。母亲对父亲感情深厚，一直没有再婚。在这篇文章中，李鹏还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1941年，在他13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李鹏的第四本著作是2006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此书的编辑赵之援曾对媒体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据报道，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退休的李鹏。他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赵之援说，“他今年77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还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再打印出来，很熟练。”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修宪时的专家讨论。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朱镕基：风格依旧京戏功深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退休。
当了七年副总理和五年总理的朱镕基，退休后，一下子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正式退休前，朱镕基在最后一次听取香港特首董建华进京述职时，曾向在场询问其去向的记者透露：退休后，将闭门谢客，在家读书。
果然，告退政治生涯后，他深居简出，低调异常，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
退休后，朱镕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已不在职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谈工作。
离开中南海的总理座椅后，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了广东。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都极力避免与地方官员接触时谈及工作。中国的惯例是，即使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来到某地休养，当地领导人亦会进行礼节性拜访。每当这些官位在身的人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镕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朱镕基在位时，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每日的阅读量仍然相当大，除了文件和汇报材料外，坚持阅读国内报刊、香港等海外报刊、英文原版报刊。退休后，他开始有计划地阅读过去想读但没时间大块读的书籍，文史哲、科学、人物，种类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