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对于林徽因来说，是阴天多过晴天。父亲和母亲，在她的生命中，划出了一道界限。父亲那边是晴天，明朗的，向上的，簇新的，母亲这边是雨天，阴郁的，沉寂的，钻心的。何雪媛的急脾气，恐怕多少也影响到了林徽因性格的养成。林徽因也是急脾气，心直，口快，耐不住。但环境的不如意，也让林徽因变得早熟。
林徽因年幼时，林长民时常在外，偶有书信寄回家，林徽因会写回信，那时她只有十二岁。林长民写道：“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趾趾闻甚可爱，尚有闹癖(脾)气否？望告我。”林徽因回信说：“本日寄一书当已到。我终日在家理医药，亦藉此偷闲也。天下事，玄黄未定，我又何去何从？念汝读书正是及时。蹉跎悮了，亦爹爹之过。二娘病好，我当到津一作计□。春深风候正暖，庭花丁香开过，牡丹本亦有两三葩向人作态，惜儿未来耳。葛雷武女儿前在六国饭店与汝见后时时念汝，昨归国我饯其父母，对我依依，为汝留□，并以相告家事。儿当学理，勿尽作孩子气，千万□□。”
字里行间，已经脱略掉“孩子气”，有一种自觉的通明。这恐怕与何雪媛在家中的失意地位不无关系。母亲失意，女儿自然要处处小心，虽然不比林黛玉进贾府那般敏感，但对人情和世事的洞察，却是不得不具备的生存技能。林徽因很少谈自己的童年，她大概只对费慰梅说过一些，费慰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
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林徽因夹在中间，感情的纠结可想而知。“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偏偏林长民49岁就因战祸去世。在漫长的岁月里，林徽因需要独自面对一个怨尤颇多，且不理解她的母亲。何雪媛一直是林徽因精神上的一个小包袱。林徽因的语音天分了得，据说吵起架来也分人，跟梁思成用英语吵，跟保姆用普通话说，跟母亲何雪媛，则一律用福州话。只有母女俩人听得懂。福州话，一个老妈妈。何雪媛代表林徽因曾经的那个不甚完美的家。
更何况，她常常还需要应对母亲和二娘之间的关系。那种人际处理上的压迫与纠结，纵使林徽因心胸豁达敞亮，想来也免不了受些不必要的夹板气。祖父林孝恂去世后，林家搬到了天津。林长民在北京忙于政事，天津家里上下里外，两位母亲，几个弟妹，都需要十二三岁的林徽因打点照料，她俨然一个民国探春，事情逼着，不成熟也得成熟。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上，她曾这么批注：“二娘病不居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嘱吾日以快信报病情。时天苦热，桓病新愈，燕玉及恒则啼哭无常。尝至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桓始熟睡。乳媪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半夜哄孩子的事，也得由这位大小姐亲自动手。父亲暂时不能担的，母亲担不起的，她来担。林徽因敏感而独立。
家庭对于林徽因的影响，潜在而深远。从某种层面上，或许，何雪媛是林徽因嫁入梁家的催化剂。1925年，林长民不幸死于战乱。通知林徽因这个坏消息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梁启超身上。在美国，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了一段性格上的碰撞，他们青梅竹马，一同赴美，相互依靠。但就精神层面，梁思成未必能充分满足林徽因的渴思。她内心深处，一直为徐志摩的事纠结着。可林长民一去世，林徽因几乎变得毫无选择权。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去信中这样写：“万一不行，消息若确，我也无法用别的话劝解她，但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