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情报工作负责人的罗青长说：“周恩来发明的密码，有数学在里边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邓在军：《百年恩来》第5集）
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回忆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同志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内容是问任弼时是否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就由邓颖超译电。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陈琮英负责译电。”
在周恩来身边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说：“我们用的密码不重复。”（童小鹏：《在对敌斗争中亲自设计制定密码》。金志宇：《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豪密揭秘》，《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凤凰台在制作《较量——西柏坡1948纪事》纪录片时，采访了解放战争时任中央前委机要秘书及作战参谋的刘长明。据刘长明的讲述，说敌人的密码很容易破译，“但我们的密码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创建的密码，是无线密，敌人破不了。”
上述回忆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个特点：用于高层领导机关的通讯；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与文字构成；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密码的性质是无线密。
“豪密”之试解
如果仅仅分析以上特点，恐怕还是不得要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涉及这一谜底的竟然还是周恩来本人。在1994年《党的文献》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来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联名致张国焘的电报，其中提出：“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杨瑞广：《任弼时力促三军大会师》，《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这份电报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当时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方面军失去了联络，因此周恩来就向张国焘索要与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电报清楚表明密码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与字序。这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既然没有内容，又谈何破译。这种点对点书对书的通讯密码，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个特点。
有文章说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时化装成牧师，“豪密”就被他夹在随身携带的《圣经》中。《圣经》在牧师手中显然最为自然和安全，不过现在看来那本《圣经》不可能夹带“豪密”，因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册，编上序列号后使用，既方便还更保密，真所谓又简单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测，“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经》。
“豪密”之发明
“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长久以来，人们是依据“豪密”的名称来判断其发明者的。其实，这一推断并不严密，以周恩来的代号命名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理由起码有六：
一是李强与张沈川最早参与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的筹建，但他俩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周恩来设计过密码。相反，张沈川证明当时是他创建了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9页）张沈川的回忆可信度较高，因为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被港英当局掌握正好证明当时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与10月分别从苏联回沪的主要技术骨干涂作潮与毛齐华的回忆录中也都没有提及关于密码的研制。三是前述回忆“豪密”者均是后来的使用人，又无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很可能只是口口相传。四是“豪密”在香港台破坏后三个月不仅研制成功竟然还未经试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间的通讯，如此仓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来的谨慎作风。五是周恩来组织多批人马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却从不涉及无线电技术之魂的密码编制，似乎对自己届时就能发明无人可以破译的密码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周恩来一贯的周密作风，除非早已知道无线电通信建立后密码不是问题。确实，有了大批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共产国际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码应该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产国际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电台，上海中央台就是通过该台与苏联建立联络。因此，共产国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中央台解决密码这一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