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之所以主要翻译介绍俄国作品，是他认为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近，如果戈理的《仆御室》、《妇女》所描写的俄国社会的丑恶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瞿秋白要通过这种文学作品唤醒人们，推动社会变革，正如他在翻译《仆御室》的“后记”里写道的：文学作品描写刻画“社会的恶”，以文学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指出：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
1920年10月，瞿秋白离开北京。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前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踏上了一条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生新途——革命的“红色之旅”。
他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两次见到列宁，加深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的通讯报道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系统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实践，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预示十月革命的“一线光明”将“照遍大千世界”。1922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负责中共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编辑。在从事职业革命工作的同时，“红色翻译”成为他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翻译了高尔基等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还大量地翻译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政治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体现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和革命斗争色彩。
瞿秋白还第一个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期。歌词与当今流行版本不太相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旧社会破坏得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及天下……”要让“全中国受压迫的劳苦平民，也能和世界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在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的“红色翻译家”历程并未停止，他带病(肺结核)翻译了大量作品。1931到1933年间，翻译了高尔基的《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市侩颂》、《克里慕·萨莫京的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别德讷衣的《没工夫唾骂》，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岔道夫》，普希金的《茨冈》，革拉特柯夫的《新土地》等，并与鲁迅、茅盾等人风雨同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主要文艺批评家、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共同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
瞿秋白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其革命家与翻译家的经历充满了光辉。他所翻译的作品，政治与文学并重，特色鲜明，被鲁迅誉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