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试图说明，虽然死后世界在中国文化中模糊不清，死亡在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含义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搞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在以此岸为导向的中国文化中，对于死和死者的祭祀也是以此岸为导向的。具体说来，中国人是把死者当作了生者世界的一部分或延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庸》），从未将二者分开；对于死者的祭祀，其主要功能也在于更好地认识“生”。具体地说，祭祀的功能包括：通过祭祀强化自己与死者的感情联结，认识自己的人生职责和使命；通过祭礼认识每个人的位置和角色，重构合理的人间秩序；通过祭悼来反省人生的终极归宿，确立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死者的祭祀，同样达到了改造生者、重塑此世的效果。显然，这种效果是通过与佛教、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的。
首先，在没有灵魂不死强大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个身边之人、特别是亲人的死去，最容易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死的遗憾永远无可挽回，死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永隔的伤痛最刻骨铭心。在祭祀中，通过回忆死者的音容笑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生者对死者的痛楚达到顶点。在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中，人们不得不严肃面对死者的心愿；在痛苦的回忆和哭泣中，不得不认真调整人生的座标。从此，我们对生命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在死者的期待中站起，在先人的庇佑下前行。从此，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梦想，都和死去的人息息相连。
因此，对于死者特别是亲人的悼念，让人们进一步认识自己人生的职责和义务。祭祀不仅升华了我们与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使我们对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有了更明确的规划；今天我们对于死者的承诺，是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兑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体验到精神的升华，感受到生命的崇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对于如何恪尽职守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孔子云：“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中庸》）；祭祀不仅让我们认识人生的职责和使命，还起到了理顺人群关系、塑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祭祀是中国人学会“成为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礼记·祭义》）。通过祭祀，我们对于人生多了一份理解；通过追思，我们对生命多了一份敬重。每一个死者的离去，对他来说是人生的谢幕，对我们来说则是严重的警示。因为他的今天，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明天，我们谁也无法阻挡自己死亡的那一天。由此，我们也对人生少了一份贪恋，因为我们在有生之年对于金钱、财富、名利的所有聚集，终究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死，特别是亲人的死，让我们认识到命运的无常和可怕，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我们由此对人生不敢再掉以轻心，不敢再玩忽怠慢或挥霍浪费。我们在丧祭中走向成熟，逐渐变成为有责任感和尊严的、顶天立地的人。由此我们理解，为什么儒家认为一个人懂得了禘尝之义，治国将易如反掌（《论语·八佾》）；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和儒家强调祭祀必须无限诚敬，因为诚敬是实现上面所讲的一系列功能的前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祭祀达到同样的醒悟和长进（“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礼记·祭统》）。
儒家强调，祭祀是情感最为强烈的活动，是一个人从生命底处对另一个人真情的流露和渲泄，这一情感是从亲丧之初即已奔涌。“恻怛之心，痛疾之意……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礼记·问丧》）；故孟子曰：“亲丧，固所自尽也”（《孟子·滕文公上》）。需要指出的是，祭礼正是借助情感的巨大力量，来达到深刻改造人的效果。可以说，祭祀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即让人们在对人、特别是对亲人的感情中认识人生、理解生命；儒家培养了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活的灵魂，即在无边的亲情世界中“成为人”。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