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的家庭族系，依着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实兼融情与理而为一，含着丰富无尽藏的情与理之发扬与容纳。……在此种情理合一的族系里，你可以尽量地尽情，你也可以尽量地尽理。而且无论你有多丰富的情，多深远的理，它都能容纳，决不能使你有无隙处之感：它是无底的深渊，无边的天。五伦摄尽一切，一切摄于五伦。
无论为天子，为庶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尽情尽理，敦品励行，你即可以无不具足，垂法后世，而人亦同样尊重你。
就在此“尽”字上，遂得延续民族，发扬文化，表现精神。你可以在此尽情尽理，尽才尽性；而且容纳任何人的尽，容许任何人尽量地尽。（荀子云：王者尽制者，圣人尽伦者也。孟子云：尽心知性知天。）在此“尽”上，各个体取得了反省的自觉，表现了“主体的自由”，而成就其为“独体”。（牟宗三：《历史哲学》，增订八版，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页74-75）
梁漱溟先生也曾将中国人亲情关系的理想境界描述为：
要在有与我情亲如一体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间尤相依以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此即所谓“亲人”，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87）
牟宗三和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中国文化中的亲情，为每个人生找到归宿，为社会道德奠定基础，体现了儒家人伦世界的精彩和魅力。亲亲变成了现实，人心才有了依归；亲情得到了深化，人生才有了温暖。亲情是人间之爱的起点，亲亲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让人们舍亲而爱人，废私而爱公，就是在追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就是在掏空社会道德的根基，堵塞社会秩序的源泉。而亲情的这种重要性，通过祭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个并不是以死后世界为导向的文化中，祭祀恰恰是强化人生责任、确立人生信念、整顿生活秩序等为此世服务的最佳方式之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鬼神观念并不发达、死后世界并不清晰的中国文化中，祭祀活动却异常丰富和发达。虽然祭祀在古代世界各地非常普遍，在包括古代印度、埃及等在内的许多王朝或国家里，都可以看到异常发达的祭祀传统，但它们在这些文化中的含义和功能却可能与其在中国文化中迥然不同。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祭祀往往是以彼岸为导向的，即为了配合这种文化对于死后世界的追求服务的。而在中国则不然，祭祀严格说来是为此岸服务的，即为了人们在此岸的生活这个终极目的服务。而这一现象本身，与中国文化早就具有的此岸化倾向有关。
丧三年，常悲咽；
居处变，酒肉绝；
丧尽礼，祭尽诚；
事死者，如事生……
《弟子规》中的这些话，在我看来极为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文化之活的精神——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命状态和精神面貌正是在对死者的祭祀和追思中得到了体现。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人们曾把所有祭祀祖先的活动称为迷信，不让人们去祭祀亲人，在人生观教育中不再以孝亲为本。今天，当我们强调文化自觉的时候，也许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恰恰是，如何认识中国人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之最深刻的基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今天我们重建社会道德，需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具体来说，就是要脱离霸道，转向王道，从最生动地展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真实人性的亲情入手，找到社会秩序重建的正途。（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