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小孩》里的童年,再也不是此前几代人经历过并作为人生的伊甸园永恒地被记忆和忆念的那种自然、美好的童年;再也不是由父亲“肩住黑暗的闸门”,孩子被放到阳光中尽情嬉戏的安定、单纯、无忧无虑的童年。一面被放任或娇宠过度,一面被控制或逼迫过度,这些“被催赶着长大的儿童,在他们尚未准备好处理成年的种种问题时,他们就被迫去承担成年所具有的包括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困境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让孩子们穿戴小型的成人服饰(通常还带着设计师的品牌标签),将他们暴露在不必要的性与暴力镜头之下,并且还期望他们去应付一个日益令人困惑的社会环境——其中充满了离婚、单亲家庭、同性恋”(《童年之死》英大卫·帕金翰着,张建中译)。《绝对小孩》仿佛是以一种刻意轻松的方式,为20世纪末以来盛行于欧美并引起广泛讨论的“童年已死”理论提供中国的现实佐证,而这种佐证绝不轻松。
朱德庸说:“画漫画刚满二十年的我,以前有两种题材从来不碰:一种是动物,一种是小孩。不画动物是因为我太爱动物了,以至于无法在它们身上开任何玩笑;不画小孩是因为我太讨厌小孩了,以至于我根本排斥画他们。”如此说来,只有界于“太爱”和“太讨厌”之间的对象才能成为朱德庸漫画的主人公——因为不至于“太讨厌”所以可以予以观照;因为不至于“太爱”所以忍心极尽调侃逗趣、冷嘲热讽之能事。回想朱德庸在《双响炮》、《涩女郎》等系列漫画中以犀利辛辣、尖酸刻薄的笔锋针针见血地勾勒当下都市男女的种种行止,此言不虚。也所以,在《绝对小孩》中永远体味不到如《父与子》那样的至情至爱,永远体味不到如《史努比》那样的温馨和温暖,永远体味不到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人性或人心的呵护,即便是对小小孩儿,原本应当在意料之中。朱德庸还是朱德庸。他的调侃是冷的,他的幽默是硬的,他的嘲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在其止步不前的地方,朱德庸成功地让我们瞥见种种不如意、不美好、种种扭曲变形的世间相,我们不能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