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还深刻地揭示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批驳了那些忽视精神因素并把它排除在战争理论之外的庸俗看法，指出战争就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第一卷第101页)。在战争中，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又相互助长，是“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的”。克劳塞维茨并且强调：物质力量只有在精神力量的鼓舞和充实下才能发挥作用，精神力量能够“使物质力量具有生命力”，“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第一卷第257页)克劳塞维茨揭示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对当时军事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民众战争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民众战争是增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第二卷第671页)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战争获得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性质，“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第三卷第876页)，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反对军事学术中存在着“永恒的原则”。他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而各个时代又有“自己的理论”(第三卷第877页)。这说明了战争理论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同时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只应当是为指挥官提供思考问题的线索，不能作为代数公式到处套用；理论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强调对军事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的态度。他说：“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第一卷第146页)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他强调，“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第一卷第64页)。在论述攻防关系时，他认为防御和进攻是整体中的两个要素，而不是孤立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渗透，互为作用的，战争中“没有不带防御因素的进攻，而防御也照样包含着进攻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强调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认为防御比进攻容易，它可以充分利用时机和有利地形，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和抵抗方式。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是主要的；防御是消灭敌人的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克劳塞维茨在强调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时，是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的。他说：“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二卷第477页)，“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采的部分”。(第二卷第495页)克劳塞维茨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个明确制定了交战和战局以至整个战争的实施原则，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虽然能够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战争理论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正确看法，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军事学家，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许多观点不能不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把政治理解为政府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不了解任何政治和任何战争都渊源于经济，渊源于生产方式，渊源于社会制度，不懂得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因此在论述具体战争时也就无法阐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又如，他看到了物质力量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到了实践是真理的来源，但是，他又过分夸大统帅的作用，否认军事发展上存在的规律性，并断言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和不确实性的领域，一切都必须靠天才来解决。这些显然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