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必需品。将诗歌包含其中，恐怕不会有太多认同者。虽如此，我还是要说，无论是在浪漫的盛世唐朝，还是理想的“五四”时期，或者当下，诗歌在人的有限生涯中都甚为紧要。即便是某些片刻不离恶俗言行者，也会有借助诗意自我高蹈的时候。
当初，车延高的一些诗作经常被同行们提起。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以为然，觉得那些不过是奉承而已。但是有一天，在他的热情感染下，我读到了那首名叫《丰姿》的手稿。几行下来，我便毫不犹豫地对眼前这位眼际流露出某种诗的渴望、并且有些局促不安的中年男人说，你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关于诗，一个人认定的力度与深度总是有限的。所以，在太多用庸俗混珠于审美的时候，我总喜欢用“纯粹”两字来议论同道。
“我把笔尖上的汉字堆在慌乱的纸上/浇了那么多墨，它却长成了没有生命的/呻吟。我只能把它和心一起揉碎/塞进唐诗宋词，垫在空白虚无的枕下。”——在小说和诗歌之间，我更喜欢后者，而这种喜欢，更多是出于一个普通读者对诗的需要。车延高在《丰姿》中表达个人形而上的纯粹，正是感动我的重要原因。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由于肩负着太多道义，重载之下，有时不免顾此失彼，言不达意，哪怕心里想着不去作某种强调，或者根本就是对某种强调的反拨，到头来，却往往弄得面目不清，身份可疑。事实上，在《丰姿》之后，车延高的诗作，与让人敬仰的“纯粹”显出了参差。由此可见，在中华文化之下，一个纯粹的诗人，只怕是要脱几次胎，换几次骨，才能真正做到。
后来某天，在汉口一条小街的一家小酒馆里，车延高突然说，他在写一部关于李白的散文。于是就有了后来《十月》杂志上一整年的连载，和再后来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醉眼看李白》。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每次小聚，只要谈起正在写作的这部散文，他自己兴奋，别人也兴奋。写作是对个人才华的挑战，车延高的兴奋自不待言，别人兴奋则是受到那些奇思妙想的感染。
联想到同样是诗人的叶舟，先前曾经写过一部《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那令人惊叹的笔墨，一时间使人忘了他的诗人本质。车延高也是如此。在他的散文里，肆意汪洋的种种情感、情怀、情愫和情绪，大大超出诗性范畴。当需要与一般散文相比时，又发现那些太多的浪漫与抒情，又不是散文这一文体所承担得了的。所以我想，车延高所做的其实是诗的第二现场。这有点像刑事案件，经过精心策划的第二现场，肯定会是扑朔迷离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是要找到并返回第一现场。正如我最早认识的车延高，能做到纯粹，并坚守纯粹，并达到完全纯粹的境界，才是文学史中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