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迷津密布，1912年至1928年尤其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峡两岸历史观分歧巨大，唯独对这段历史立场一致，颇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军阀割据和猪仔议员，成为对这段历史的固定印象。不仅教科书口诛笔伐，知识分子也是冷嘲热讽。但这无法解释，新文化运动为何会在那时出现，民营经济为何迎来黄金时代，媒体频遭打压为何又能前仆后继？
这几年，对这段历史有较为多样的呈现，又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李洁先生的《1912-1928：文武北洋》多次重印，在文史读者中具有一定影响，在他笔下，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都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我理解作者的心情，各路武人亦有各自的家国情怀，不能简单以军阀一言以蔽之，控诉或者谴责都失之简单，但是，讴歌或者赞美，同样失之简单。这种矫枉过正的翻案文章，偶尔读读，可以对冲一下标准答案，多读无益。在做价值判断之前，需要有基本的事实判断。相比之下，钱端升等先生的《民国政制史》、张朋园先生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和年轻一代学人严泉先生的《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都更为接近历史的原发场景。
这些书重在中央或者国家的宏观层面，关于地方实践的内容比较粗略，我对后者尤为关注。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绘的阿Q和“柿油党”深入人心，公众乃至知识界提到基层民主政治，就想起这篇小说，想到阿Q把辛亥革命理解为非法拆迁和调戏妇女，想到未庄把自由党当做“柿油党”。在民主转型之初，这种景象绝非子虚乌有。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里提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纽约州民众曾经拥护把此前支持英国的“保皇党人”的财产全部没收、拍卖。庆幸的是，美国开国先驱，没有因为人民素质还不够高，也没有因为民主会出现乱象，舍宪政体制，取党国体制。暴力和贿选，几乎是与民主转型如影随形的“乱象”，但这不是什么“民主乱象”，而是“专制乱象”，是民众长期缺乏民主实践的结果。“民主乱象”的说法，是倒果为因。
从未庄的角度观察民主转型，得出的结论多半是让人沮丧的。在未庄这种最基层的地方建制里，士绅、学校、媒体的力量非常微薄或者纯属空白，民主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观察民主转型的地方实践，我更倾向于以省或市为单位。得知何文辉女士的《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以下简称《历史拐点处的记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就留心寻觅，一直不见踪影，后来在打折书店发现厚厚的一摞，一时不知是喜是悲。
1920年至1926年，湖南出现立宪自治运动，这段历史不仅今日民众闻所未闻，纵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者，也所知有限。如果要为“军阀”翻案，最合适的人选不是《1912-1928：文武北洋》里的五位，而是广东的陈炯明和湖南的赵恒惕。两位都致力于自治，值得专门做传，可惜我目力所及，没有见到理想的著述，只是偶尔有一些文章点到为止。《历史拐点处的记忆》不是人物传记，但是部分弥补了这个缺憾。此外，刘建强先生着有《湖南自治运动史论》，由于尚未见到此书，这里存而不论。如果同样有一本研究广东地方自治的著作，陈炯明也可以瞑目了。
新文化运动之后，联省自治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并且进入实践层面。后者常与军阀割据联系在一起，两者有重合之处，但是把它们等同起来，则有违史实。以赵恒惕为例，他曾是湘军总司令，但他还是民选省长，不能简单称为军阀。湖南自治非但不能等同为军阀割据，还与军阀割据有着直接的冲突。立宪自治期间，精简军队是工作重点，军队横征暴敛受到限制，尽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却不能得出联省自治等于军阀割据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当时就撰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指出：“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联省自治的联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