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独立这块基石尚不稳固的情况下，立法和行政成了一高一低的跷跷板，无法成为天平。我们今天经常批评的民初诸种现象，正是司法、立法、行政未能达成有效分立和制衡所致，如果根据那段历史断定三者不应分立和制衡，应该精诚团结，就南辕北辙了。在制定湖南宪法草案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临时约法》的问题，指出“行政与立法二部之权限，必求其平衡适中，方不致有一方压制他方之弊”。遗憾的是，草案所拟的责任内阁制在审查时，变成了形似责任内阁制、实为委员合议制的混合体制，以至于议员选举并且可以推翻阁员，阁员却不容易解散议会。
尽管如此，《湖南省宪法》依然修正了《临时约法》的一些问题，《临时约法》第二章列举人民种种自由权利时，章末为：“本章所载人民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这使得权利随时可能以公益、维稳等借口被限制，《湖南省宪法》第二章共十六项规定，有八个“不得”与八个“不受”，其中十五项都是对政府说不，以至于这部宪法被时人称为“十六不宪法”。所谓宪政，首先需要限制政府权力，如果宪法用来限制人民权利，那就是名存实亡的宪法，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情形。民初立宪不时犯错，也在不断纠错，与那种专制压倒一切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宪法通过之后，进入选举议员阶段。何文辉没有将此次选举过程完美化，她指出漏报、浮报、乱报选民的情形比比皆是，很多选民放弃选举权，选举舞弊和冲突频频发生。但是她没有因此全盘否定选举，而是呈现了经常被忽略或者被改写的另一面。在选举程序设计上，选民须持投票证到投票所换领投票纸，以保证一人一票，避免重复投票。选举冲突固然有人动用拳头，但是人们也开始以法律的方式应对，出现很多选举诉讼案。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介入代议政治，但是从家族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立场出发，他们也会尽量推选家族精英和地方精英为自己代言，不会推选只会拍掌的弱智。在宁乡县，投票尚未进行就有内定之说，但是最终当选者并非世家子弟，而是最具声望者。在新宁县，动用金钱者落选，具备实力者当选。即使是出售选票，也未必全是归于个人利益，衡阳县某地约定“售票所得，作为地方公益之用”。长沙商会通过社会组织动员选民，开始摆脱血缘和地缘关系。赵恒惕的妹夫李祚辉落选之后，颇为大度，对此次选举称赞有加。军队也非常克制，大都保持中立。在一个没有民主经验的地区，能够出现这种景象，让人有惊艳之感。
实施省宪的过程，更值得称道。《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之时，湖南就开放除总司令部以外的所有公署衙门，任人参观。尽管公众对宪法所知有限，甚至不乏民众对此无动于衷，但是议员们绝非“猪仔议员”。何文辉为民选议会总结了三个特点：一是议员比较有骨气，二是会场秩序出奇的混乱，三是成绩相当的可观。议员的骨气不能单纯归结为议员的勇气，也要感谢各方的操守。归根结底，这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因为议员拥有制度保障。秩序混乱和成绩可观并列，尤为有趣。议员们打架斗殴，当然是不文明现象，但把利益分歧公开化，并非坏事，既胜过议员们所有事情一致举手通过，更胜过暗杀和战争。议会手中握的绝非橡皮图章，省长赵恒惕要求设置警政视察员的提案，也以“财政艰难，不必援引先例增设冗员”为由被否决。
在省宪的保障下，当地媒体非常活跃，旁听议会并且报道会议内容。议会和媒体之间曾经产生直接冲突。1923年4月，长沙《大公报》批评省宪，省议会当天通过临时议案，请求政府“依法惩处”报纸，内务司长致函警察厅长，派警员至报社勒令停刊。《大公报》立即向长沙地方审判厅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内务司长在法庭认定事实之前发送私函指示警察厅长查封报馆，构成行政违法。《大公报》此举获得众多社会团体的声援，甚至获得县议会的支持。湘潭县议会通电各县议会，希望省议会能够取消原议，随后永绥县议会通电规劝：“议会为民意机关，报馆乃舆论代表，议会与报馆名称虽异而其展扬民意则一。……如不互相维护，……将来之以武力解散议会，当亦犹今日之查封报馆也。”在四面楚歌声中，省议会发出通电，划清界线，表示议会只是要求政府“依法惩处”，并未要求查封报馆。当初迎合议会的政府，反而骑虎难下。6月4日，内务司停止对报纸的处分，当天《大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评论，表示报纸之在中国，“被停被封，乃其本分；不停不封，不成其为报纸”。